妖姬莎塔（Madame Sata）

導演：卡林艾努茲 Karim Ainouz
2002/巴西/35mm/Colour/105mins
紀錄：2002芝加哥電影節最佳影片
2003台北金馬影展
IMDb: Madame Satã

他曾是人見人怕，脾氣暴烈的硬漢，是功夫一流的打手，充滿陽剛的男子氣概，對「娘娘腔」不屑一顧，抱持著自己的正義原則，動不動就對人暴力相向。

保鏢打手的生涯終於在受不了老闆的剝削下結束，談判失敗後他洗劫了老闆，隨後被通緝，亡命躲躲藏藏一陣子，之後入獄服刑。出獄之後，失業而無所事事的他突發奇想，扮裝後粉墨登台表演，沒想到大受歡迎，觀眾如癡如醉，為之瘋狂，演藝生涯的康莊大道似乎在眼前展開。

在一次成功的演出之後，店裡突然闖入一名醉漢，毫不掩飾他對於男同與扮裝的厭惡，一陣咒罵與嘲笑之後，醉漢喊出充滿鄙夷與歧視的詞——「怪胎（Queer）！」——巴西的性別脈絡究竟不同於台灣，這個詞沒有浪漫的秀異色彩，只代表刻板的污名。

出乎意料之外，面對這樣的挑釁及侮辱，曾經桀驁不馴的硬漢竟然沒有拳腳相向，只充滿怨屈的吶喊，不明白自己的喜好沒有傷害任何人，為什麼得承受如此不堪的的對待，黯然地在醉漢囂張的嘲弄聲中走入暗夜。

然而，累積的歧視終於找到不幸出口，屈辱轉化成憤怒，他在住處找出了槍，穿過暗巷追上醉漢，槍殺了他。

似乎是宿命而理所當然的，傲慢自大的歧視者總是自視優越而貶低仇視他者，因無知而恐懼異己，招致被歧視者在人性扭曲下憤怒反擊，造就悲劇不斷上演。人類如此愚昧，逞一時之快排除異端，任仇恨在污名的澆灌下茁壯。

劇情於殺人入獄後結束，未再銜接自入獄後到當選扮裝皇后前的生命歷程，對於「莎塔」之名的由來也只有短短一句話簡略交代，感覺上剛進入劇情高潮就嘎然終止，留下草率的結尾，功虧一簣，十分可惜，連帶削弱了整體的氣勢與張力。

不過，就影片的其他方面，不足的打光、粗糙的影像粒子、晃動的跟拍，這些看似攝影美學的缺點反而具有一種獨特魅力，與演員渾然天成的自然演出方式構成巴西影片一貫的生猛質感，算是勉強補救了編劇的嚴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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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案疑雲（The Life of David Gale）

導演：亞倫派克 Alan Parker
2003/美/35mm/Colour/130mins
紀錄：2003柏林影展競賽片
2003台北金馬影展
IMDb: The Life of David Gale

像是一堂運動者的道德課。

一個罪證確鑿的謀殺案，竟在行刑前的短短數天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獲得死刑犯獨家採訪權的記者在採訪的過程中，逐步發現驚人的事實：原來辯護律師的差勁表現、獨家採訪的高額價碼、關鍵證物離奇的出現、以及「真相」揭露的步調，都是精心設計的局。而這個看似充滿陰謀的局外面，還有另一個局……。

當一切真相大白，所有正式／不正式紀錄都攤了開來，字幕掠過銀幕，我卻感受不到看完影片的放鬆感。不願相信這種結局，我全身戰慄，盤繞在心頭的疑問是，「什麼是理想？」，「反對死刑，反對生命被剝奪，能不能以剝奪生命來達成？！」

被判死刑的哲學教授大衛，在接受採訪的開頭是這麼說的，「這是我經過一連串抉擇後的結果。」

懷抱著同樣的理想，他們是提倡廢除死刑的 NGO 的成員，與贊成死刑的州政府對抗周旋，企圖搶救貼在辦公室牆上的一張張死刑犯照片，然而面對龐大的保守勢力，他們屢戰屢敗，死刑犯的照片一張接著一張的被劃上紅色的大叉叉，生命一條接著一條的失去。面對破碎的人生（罹患重症；醜聞纏身、家庭離異），他們竟以兩條人命作為手段，建構出一樁冤案來打擊州政府，凸顯死刑的危險——司法免不了誤判，死刑無法補救。

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以換取理想的實現，這無疑地是沈重的悲劇，但絕不是壯烈感人的犧牲，反而是道德的墮落、理想的背叛！設下圈套陷對手於不義，他們已不再是理想主義者，而是機關算盡的投機者。影片將近尾聲時的電視新聞片段裡，贊成死刑與反對死刑的兩造言論交替出現，只顯得極度諷刺與荒謬，反對死刑的立場在這件「反死刑的罪案」中失卻了自身的道德基礎，理念失去了崇高的正當性。剩下的，只有犬儒，只有虛無。

在哲學課的課堂上，大衛提及拉岡的理論，「你欲望的不是你的欲望物，你欲望的是你對欲望物的欲望。」這是一則隱喻，一則督促運動者不斷自我反省的隱喻——運動者在乎的究竟是理想本身，還是追求理想的感覺？

順帶一提，幾名大牌紅星的表現都可圈可點。凱文史貝西犀利依舊，聰明、魅力十足且充滿活力。凱特溫絲蕾也有超出花瓶水準的演出，前半段的俐落剽悍和後半段的纖細易感揉合無間，個性轉變自然流暢，令人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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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Elephant）

導演：Gus Van Sant
2003/美/Colour/81mins
紀錄：
2003台北金馬影展
IMDb: Elephant

鏡頭凝望著天際，時間流動，人聲喧嘩，日光挪移。這一天與其他的日子並沒有什麼不同。One fine day，平凡的一天，不是麼？

那科倫拜的慘劇究竟為何發生？

（誠如 Matrix 裡睿智的祭司所言，我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我們要問的是原因——為什麼？）

似編織、似拼湊，以數個高中生的學校生活片段，交叉嵌合成一個看似普通卻令人驚心的一天，《大象》沈靜但專注地試圖處理這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相當令人激賞的是，面對這麼一個複雜的題目，《大象》並沒有使用煽情且毋寧是較簡易的戲劇手法，潦草的作答。作為一部「擬紀錄片」——這純粹是我給的定位——，導演以節制的鏡頭攝下影像，沒有口白、字幕，不加以評斷，只在關鍵時刻使用慢動作、模焦鏡頭、超現實聲響的配音，隱晦地揭露語言不能企及的訊息。這樣的內斂與真誠的態度，反而讓整部片擺脫劇情片的原罪，以「虛構」的答案毫不遜色的回應「真實」的提問。

在巧妙的安排下，高中生們的學校生活以多重時序推移著。他們在（近乎）同一時空下，如舞台劇般交會、對話、互動、或僅僅擦身而過，織就千絲萬縷的人際互動，呈現出高中生面臨生活的挫折、沮喪；學校行政人員對待學生既不信任又缺乏同理；無所不在的人際暴力；血腥的槍枝射擊電玩；應是平和的鋼琴曲卻流露出飽滿的憤怒；任何人（甚至高中生）皆可輕易取得槍枝……。

如果這天一如其他日子般的「普通平凡」，那慘劇的發生，大概就是不得不然吧。讀著影像中的斷裂、疏離以及隨之而來的冷漠，我想到黃武雄——台灣人本主義的先驅——的那段文字：

所有發生過的事情都在參與者不明的黑箱中完成，殺人者沒有在行動的回饋中因良心的譴責而變得善良，也沒有反過來因習慣於目睹慘劇而變得冷血。他依然天真，殺死幾千百人之後他依然天真。他是空了心的殺手，他是最殘酷但猶不知自己殘酷的玩具兵。他嚼著口香糖，吃吃的笑著，唇紅齒白，殺人不知眨眼，他只是玩具兵，他不自覺的讓自己做為人的條件從自己身上抽離。

—〈聖誕節的煙火〉‧《童年與解放》

據說，片名的典故來自西方俗諺：「如果客廳裡有隻大象卻沒有人認真面對，再大的問題也將會麻木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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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傳

2003，雲門三十週年公演。

舞者李靜君寫道：
「這是齣殺人的舞。跳一次死一次。跳完了亢奮得睡不著覺。
睡著了又抽筋醒過來。但，總想再跳，因為過癮！」

看著她不間斷地四、五個大旋身出場，全場立刻迸出風雷般的掌聲，然後，掌聲息止，她繼續跳下去，跳出飽滿的力道。

這就是跳了二十幾年，跳到要成「精」的舞者。電視播出的特別節目，她的臉孔一直出現。歲月在她的皮相留下痕跡，卻也在她的內在累積火侯。

看完了舞，還沒從震撼中回復過來，一群人眼中閃動著光芒，簇擁著魔女老師去KTV 續攤。和黑皮閒聊著，昔日的首席舞者悠悠的說，「舞已經改過了，原來的……跳起來累死了。」

我在心裡默默揣想著，當初的《薪傳》到底驚心動魄到什麼程度，設下多麼不可思議的極限，竟能讓這些頂尖舞者跳盡了氣力？而那些極限，又是怎麼證成了舞者的精彩？

林懷民用這樣的文字寫舞者，我一點都不覺得矯情。

為藝術獻身，沒有比舞者更真實，更慘烈。觀眾看不到的後台，常會看到退場的舞者，歪個身癱倒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氣，耳朵可是豎直的，時間一到，爬起來站到翼幕邊，在正確的節拍上衝進舞台，繼續表演。

雲門三十年，事實上就是舞者的心跳，呼吸，汗水，甚至創傷，交織起來的。

舞者要瘦，要跳得高，轉得快，要能持久，在在是對運動員的要求。但是，運動員不必詮釋音樂，不必呈現戲劇，甚至不必優雅。

舞者是奇特的勞動階級，收入也許比不上工廠的工人，絕對比工人累。舞蹈不是「興趣」，是他們的生命，是那心跳。聚精會神的舞者煥然明亮，以有限的肉體追求無限的可能。

舞者是人類最美的標本。我崇拜舞者。我的工作，編舞，沒有玄秘，只是尋找妥貼的方法把舞者呈現出來。

—〈三十年二三事〉‧林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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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們。

全世界都比我早知道結果，
而你們都幫我把消息貼了上來。（笑）

看完了《巴爾幹龐克》，
整整嗨了一個多小時，
那是不同於《樂士浮生錄》的生猛的音樂氛圍。

捷運中山站有報紙販賣機，
我的視線緩慢地搜索著，在
格與格之間。
最後停在最下面一格，
最下面一格是晚報。

好像，所有的晚報都
有著同樣的頭條。

我蹲了下來，背對著
川流的人潮。
拳頭握得緊緊的，
我問自己，「你怎能不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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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階級自主發動革命的能動性。

期望在身心兩方面均已墮入被奴役狀態的群眾自發地實現歷史的發展，期望群眾能自發地開始並持續進行革命的創造活動，是唯心主義者的幻想。

這是葛蘭西在八十年前針對普羅階級自主發動革命的能動性的公開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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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國的疆界。

馬祖最高級的五星級旅社，她有個美麗的名字，日光海岸。旅社的建築風格採極簡主義，外壁樸拙堅毅，以灰白水泥牆為底，襯上黑色瘦體字。室內的裝潢是高貴的黑色系。這束薰衣草，就來自日光海岸。

021130

馬祖主島之一——北竿的北端有個小村落，叫做牛角。這兒曾有過全馬祖第一任民選縣長，第一個大學生，第一個立法委員……。而且，還有一家全馬祖最優的咖啡店，漁寮書齋。店由一方方岩石築成——這是馬祖傳統的建築方式。而環繞咖啡店四周，頂著凜冽寒風的，就是她，豔黃的雛菊，驕傲而美麗。

021201

日光海岸立起了耶誕樹，掛著一顆顆的小黃燈泡，不同於一般跑馬燈的俗麗，小黃燈泡散發出舒緩溫暖的味道，徐徐明滅，動靜從容。

唉，我的早餐還不來……。

跟上次相比，馬祖的海濁了許多，是洋流的關係，還是海相不佳？

昨晚偷懶怕冷沒去書齋，每動念，就有一絲絲遺憾。涓滴穿石，不可不慎。

03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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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運動往往跟主觀意志相背離？！

許育嘉的〈一場真正能夠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是目前為止，我所看過的考察近十年來台灣教改最有新意的文章。前半段是非常有趣（但不一定準確）的政經考察，文末還連上 Paulo Freire 的批判式教育學（舒詩偉的《拉美地誌，魔幻行腳》有一篇名為〈重看批判式教育學——與 Paulo Freire 對談〉的訪談譯稿）。

只有幾個地方要提出質疑。

作為中小企業主、城市高所得階層如醫師、律師、大學教授的子女們，隨著總體經濟能力的下降、留學生獎金難以獲得，要像大資本家、大財團的子弟一樣進入「人本教育」系統的體制、高收費的貴族森林小學，繼而出國唸書，甚至進入如美國長春藤名校的機會，更顯渺茫；另一方面，這些階層的小孩，卻又在文化上獲得較好的啟蒙，表現得比一般工農大眾的子弟更好，從而傳統的大班教學，以及與之相應的填鴨式教學，就成為窒礙他們學習、成長的方式。因此，城市小資產者的主觀願望透過虛幻的教育「自由化」宣傳與抗爭，在獲得了城市白領勞工的認同與支持下，展現出一定的社會力量。

近十年來，中小企業主、城市高所得階層的總體經濟能力真的下降了嗎？他們的子女出國唸書甚至進入長春藤名校的機會真的變少了嗎？我理解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在經過一兩代的資本累積後，越來越多的家庭（甚至包括少數工農階級的家庭）開始有能力送子女出國唸書。而且越來越少留學生把「是否申請得到獎學金」列為出國留學的首要條件，即使申請不到獎學金也能「自籌經費」，不像過去的留學生只要申請不到獎學金，就得斷了留學夢。顯示出國留學的總體經濟門檻在這十年來不增反減。

因此大班教學與填鴨式教學之所以成為教改的「目標」，不能以「城市小資產者的總體經濟能力下降」來解釋。反而是因為城市小資產者的經濟能力提升後，生活標準的要求隨之提高，於是對台灣數十年來粗廉的教育感到不滿，加上解嚴後台灣社會力的釋放，提供了運動的能量，於是啟動了以城市小資產者為主體的教育改革。

另外，比起工農階級，城市小資產者的子女的確擁有較佳的文化啟蒙，但大班教學與填鴨式教學對兩方子女的學習成長的窒息應該是一致的，並沒有分別。這部分的教改意願不能牽強地歸類成「城市小資產者的主觀願望」。

看來，教師若要解決罷教權的反對聲浪，首先必須破除躲在學生與教師的對立關係背後的資本邏輯和結構制約力。當然，像人本教育基金會那樣以一種虛幻的、沒有考慮物質基礎，主觀的對教師教學態度所做的責難，並非本文的目的。

事實上，教師爭取罷教權的實踐過程，將促其認識到必須破除教師與學生之間，一個只教、一個只學的對立關係，從而了解到對立關係來自於資本主義的學校教育制度，並且改變它。要改變這個現存結構，巴西解放教育家保羅‧佛雷爾（Paulo Freire）認為，惟有透過作為主體的教師與作為客體的學生之間互為主體的「對話」，共同建構出批判意識，覺醒到教師／學生的社會存在，從而在兩者協同合作的基礎上，對現存結構（客體）進行改造（賦權），並在實踐過程中反省、修正實踐的方式，透過這個行動／反省的反饋過程，最後建構一個替代結構，完成另一次主客統一。

當然，這樣的實踐過程，學生與教師互為主體的關鍵來自於「對話」，透過教學內容與意識覺醒的直接同一，打破教師與學生上對下的對立，並且教師／學生的罷教行動，甚至學生／老師的罷課行動都是兩者爭取權利的展現，如此，所謂「無辜第三人利益」的論述，則不攻自破。總之，透過教師工會的發展與勞動三權的爭取，為教師與學生之間對立關係的破除找到可能性與現實性，這將是一場真正能翻天覆地的教改運動來臨的契機。

Freire 曾提到，「我們愈能批判的過日子（這用 Giroux 的話，也可以叫做激進教育學），就越能把一激進與批判的教學方式內化，然後也就愈明白：教、學不可分開。」

這意味著，要達成「學生與教師互為主體」，破除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對立，關鍵並不在於罷教權，而是教師得自我覺醒，擺脫菁英身段，向學生學習。罷教權的使用反而只是實踐的後半段過程，「對現存結構（客體）進行改造（賦權）」的展現／實踐而已。

所以，我要瞄準的的問題是，長久以來受國家機器豢養的教師是否能承受這種（類似人本教育基金會式的）缺乏社會脈絡考量的主觀的期待／要求／責難，以批判式教育破除師生對立？還是如作者所提的，「現實的運動往往跟主觀意志相背離」？

延伸閱讀
Paulo Freire
批判教育學只是個名：關於翻譯政治的討論
批判教學論與教師主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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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作為一種生活——旁觀九二八。

趁著等頭毛乾的時間，寫一些初步的想法，粗糙是必然的，歡迎指教。

我是樂見九二八遊行的，無論這場遊行的主軸是不是包括「課多少補多少」（這部分已經吵／炒成口水戰了，實在很沒意思。張輝山自己說過的話還要賴，格調真是不高，詳見文末），我都不太在乎，我在乎的是形式，而我相信，形式會決定內容。

首先，所有的群眾運動不可能有「純」的訴求。任何一個群眾運動裡的每個個體的意志，向來不是鐵板一塊，都不能／該化約成簡單的訴求邏輯——如同總統大選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聚集的民眾，或是1112反核大遊行的群眾，都不能以「逼宮」或是「挺扁」這樣天真粗糙的標籤定影。事實上，人可能會因為認同一場遊行的全部或部分訴求而參加遊行，同樣的，也可能因為反對一場遊行的全部或部分訴求而不參加遊行。所以，當我們回到九二八，無論參加遊行的老師是只為了爭取勞動三權，或是包括「課多少補多少」，甚或只為了爭取薪資而不顧爭取勞動三權，無論老師們是「進步的」或「保守的」都不是很重要，也不是很有必要去做區分或釐清，重要的是身為運動者的全教會，應該要體認到他們的任務之一，就在於將個體自身原本所具的混淆且保守的意志，透過教育與討論而引發出進步的可能性。

特別是在左派孱弱（還是根本沒有？）的台灣，罷工之稀少，跟歐洲（特別是法國）簡直不能比，如今向來被視為保守的教師要上街頭，與當年總統大選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群眾一樣學習成為「暴民」，實在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無論這場遊行的進步性如何，總是個開始。而有開始，就有希望。

最盼望的結果，是老師們終能放下身段，體認自己雇用者的身份，無論他們當初參加遊行時抱持的訴求為何，都能在運動過程中，以討論與反饋的「形式」增加「內容」的進步性。如同冷尚書在〈老師們，歡迎歸隊！〉這篇文中提到的：

另外，在法國及韓國社會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教育改革」真正的後盾是「教師工會」，而不是少數幾個「良心型高級知識份子」。因為，教師工會在社會中的萌芽、茁壯一路發展過程中，才有力量不斷地形成與調整教師、家長、教育行政官僚三者之間的權益網絡，「改革」才不致淪為社會中少數人的「呼籲」。教師作為一種複合的身份認同（興趣＼職業＼生涯選擇），集結並團結在工會組織之下，教師作為一種專業才有可能落實為集體推動教育改革的力量，少了這些，「教育改革」根本就是緣木求魚。

在教師身上的許多期望或光環早該卸下了。去聖邈遠，寶變為石。讓老師在成為老師之前，先成為一個「人」，再成為一個「勞動者」，然後才是「老師」吧。

928 中小學教師決定上街頭

記者許峻彬／台北報導

全國教師會昨天決議在九二八教師節發動中小學教師會師台北遊行抗議。理事長張輝山表示，教育部一再反對教師會適用工會法，限制教師組工會權利；且取消教師免稅後，對新增稅額的運用違反行政院院長宣示的「課多少稅，補多少」的承諾，因此全教會將發動全國廿萬中小學教師走上街頭。

全教會昨天召開臨時理事會討論九二八是否遊行及遊行訴求，張輝山表示，教育部長黃榮村雖親自到場與理事溝通，但針對教師會適用工會法、是否信守行政院課多少補多少的原則，黃榮村的說明「不清楚、也讓教師看不到未來」，因此全教會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仍要在九二八遊行抗議。
……
【2002/09/02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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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南方朔的〈讓我們上街頭為聯考來請願！〉

南方朔日前發表了一篇〈讓我們上街頭為聯考來請願！〉的評論，以下是針對那篇文章的回應。

保守不保守，是重點麼？

最初看到這篇文章時，文前有一段出處不詳的短評，以「教改改掉了什麼？」作為標題，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以前教改團體與我們站在同一陣線，都是「改革派」，所以我也從來沒質疑過他們（但認識我的人都聽過，我私底下對多元入學頗多質疑。）然而，如今，我們實在不能不正是這個問題了，南方朔從來就不是保守派（雖然他也稱不上多進步），他這篇文章說出了我全部想要說的。

南方朔是不是保守派我不知道，但就我所知，此君討厭民進黨的程度跟陳文茜大約不相上下。或許是因為這樣，在核四廢建攻防戰時，我們才會讀到陳文茜的那篇〈陌生的城市〉（還好，後來有姚人多回應了一篇〈政論不是這樣寫的：看陳文茜的「陌生的城市」〉），而如今升學政策吸引了全民的目光，南方朔寫出這篇〈讓我們上街頭為聯考來請願！〉，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

好像，沒有人批評陳文茜保守，對不？

薄弱的理由，蒼白的論述

在〈讓我們上街頭為聯考來請願！〉的開頭，南方朔只是簡單的以「『聯考』是『聯考』，『科舉』是『科舉』，根本就不應相提並論」這樣單薄的一句話替聯考脫罪——或是更進一步地，以「妖魔化」的帽子反扣批評聯考的人——，讓人完全想不通，同樣是「一試定終生」，同樣是以一元化的方式評價學生，同樣是逼使莘莘學子花費最寶貴的青春歲月在同樣的材料上反覆演練以訓練自己成為考試機器，為什麼，聯考跟科舉不能相提並論？

這樣粗糙的論證方式（或是說，根本稱不上是論證？），理由之薄弱，論述之蒼白，讓我這個六年級的小朋友都不禁懷疑，搖筆桿寫評論這行飯，竟已經這麼容易吃了麼？

搖擺的立場

另外，作為一個評論者，最基本的要求應該是標明立場，並且以一貫的立場與思考脈絡發展論述。但南方朔在這篇文章中，一方面抨擊多元入學製造特權，憂心台灣要付出教育特權化的代價——聽起來好像是追求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的論調；但另一方面卻又無比推崇菁英式的教育，寫出「全世界那一個教育體系沒有『明星』，『明星』是榜樣，是社會進步的主催者，重要的是要去維持『明星』，使其發揚光大，『明星』不要看不起『非明星』……」這種令人作嘔——我以為只能出自魏鏞之流的政客口中——的菁英主義論點。

讓我們搞清楚，菁英式教育生產出的是符號，如同刺繡的束帶展現了優雅；鍍金的轎子展示了權力；阿富羅（Averroes）的書冊意味了博學；腳踝上的鍊鐲則透露了奢侈（伊塔爾‧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換句話說，菁英式的教育所培育出的「明星」，不代表能力超群，而是「血統優秀」，這正是文憑主義的精髓。於是當「明星」出現，又被推為社會的「榜樣」，而且繼續維持「明星」，其子女在具備優於其他人的文化資本的情況下，自然能成為新一代的「明星」，繼續「發揚光大」。

台灣過去數十年來，明星學校跟文憑主義互為唇齒，透過篩選機器——聯考——在眾多學子中篩出適合考試制度學生。所謂的「明星」不過是考試制度的良好適應者，這樣的人能是榜樣，能是社會進步的催生者？！拜託，要這些良好的意識型態產品違反自然法則去反對生養他們的既有的保守意識型態（詳細論述可參考法蘭克福學派對意識型態與國家教育的看法），讓社會「進步」，簡直比要老天把雨下在翡翠水庫還難！

菁英式教育，必然會不斷地複製「明星」，不斷地再生產「明星」，形成代代相傳的特權結構。而南方朔竟還能寫出「台灣之所以是個封建性不強的社會，是因為我們的教育體系並不是『封建再生產』的一環」這種論點，除了睜眼說瞎話，我找不出更貼切的形容詞。

再來看看這句話，「聯考從來就不是怪獸，今天台灣各行各業的菁英，都是這個制度養大的。」這說法好熟呢，不是麼？「今天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國民黨四十年來執政的結果。」當然，今天台灣的菁英階級是聯考的產物，這點殆無疑問，但這並不表示這個制度是好的。以聯考這種一元化的評價方式的特性來看，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測，如果沒有聯考這個制度，今天台灣各行各業的菁英可能會更加優秀。

倒底是誰不專業？

除了這些以外，〈讓我們上街頭為聯考來請願！〉當然還有提出教育上的「專業」論點，以證明南方朔的「教育專業」不是胡吹的，不只能評斷出教改體系是「不專業的、外行卻自以為內行的」，而且參加教改小組的會議不是參加假的，是很有資格的，之後不歡而散不是因為他不懂教育，而是「道不同不能與之同流」。

他是怎麼寫的呢？

我們每個讀過書的人都知道，人生是痛苦的，學習也是痛苦的，但學習到了知識與智慧，這時候痛苦就會變成快樂；我們也知道教育也是一個競爭的領域，有競爭才會有進步，祇是希望競爭不要太慘烈即好。

任何社會都有競爭，教育當然也有競爭，明星小學，明星中學，甚至明星大學都沒有什麼不好。教育也永遠沒有「快樂學習」這種歪理。台灣聯考當然不十分理想，但台灣的教育競爭比起日本來可好太多了。日本每年就不知有多少學生皆倒在東京帝大的榜單之前——有的是因為被錄取而快樂得昏倒，有的則是因為沒被錄取而挫敗得昏倒。

我書讀得雖然不怎麼樣，總也算是讀過書的人，不過還好，我讀過的書跟南方朔不一樣。無論是李雅卿發展的自主學習（從種籽到北政），夏山學校「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授課方式，或是森小相對來說較積極的「愛智」的教學觀，都說明了，學習不必然是痛苦的，快樂學習絕對是可能的。

另外，教育是拓廣人的經驗，是使人透過體驗而認識世界，是人與他人的體驗相互印證相互碰撞的過程，（黃武雄，《童年與解放》），這個過程需要互動，需要探索，需要體驗，需要發展，卻根本用不著「競爭」。教育根本不是一個競爭的領域，只有「訓練」才需要競爭，只有搶奪「明星」的位子才需要競爭，更準確地說，只有服膺資本主義邏輯的生活方式才需要競爭！

可是，以南方朔這麼豐富的學養，這麼敏銳的政治觀察能力，為什麼竟會在根本的教育概念上有這麼大的謬誤？難道是他對某政黨的厭惡蒙蔽了他的判斷，讓他愛上了反對？——畢竟愛情總是盲目的、激情的、非理性的。不過，應該不會吧，我是不是想錯了？應該是我想錯了吧，那，究竟是為什麼呢？

拍紀錄片的吳乙峰曾經舉過一個例子，提及解嚴前一位致力推動民主運動的前輩，投注精力熱情於其中，希望能打破威權體制，達成民主。有一天工作後回到家，在客廳看著電視，抒解一天的辛勞。沒想到坐在一旁的小孩吵著要看卡通，要爭遙控器的控制權。這位前輩一怒之下，巴掌拳頭就揮了過去。

為什麼這樣一位希望打破威權，推行民主的前輩，為民主運動貢獻心力，卻用這麼威權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孩子？為什麼有那麼多被體罰長大的人，對當初打他的老師滿懷感激，認為當初沒有老師的狂打痛扁，就沒有自己今天的成就，而且打算繼續打自己的孩子？難道不是因為這些扭曲的人與人之間對待的方式，已經透過「教育」這種意識型態的控制方式，深深地內化在人的意識深處，因而壓制了理性而展現在生活中？

那麼，想到台灣過去的教育模式是多麼令人痛苦，多麼強調競爭，多麼推崇「明星」，就不難理解曾經歷其中的南方朔，何以認為教育沒有快樂學習，教育非競爭不可吧。

無獨有偶的，在這篇〈讓我們上街頭為聯考來請願！〉，我們還能讀到其他愚蠢的論述：

而「教改」楬櫫「要快樂的學習，要每個學生都有大學可以唸」，結果就是我們的中小學教師愈來愈不敢要求學生，教育品質日降。

教師跟學生之間的關係，難道不是相互啟發，協助學生學習知識麼？又怎麼會需要「要求」學生？「要求」一個人做事情，表示做這件事是違反人的意願的，如果教育需要「要求」學生，表示這樣的「教育」不是以人為目的，是以人為工具去遂行某種目的。這樣的「教育」只會使人異化，成為工具，根本稱不上是教育！要提升教育品質，當然是靠教師要提升自己的教學能力，以更好的教案來達成。

他們反對價值一元，大家都擠聯考窄門，那麼他們就該好好為職教鼓吹，但卻又要將職教體系全都變成大學，以滿足人們的「大學」之夢，種種錯亂不一而足。

健全職教體系當然非常重要，但妄想靠鼓吹倡導，就要讓學子風行草偃不鑽大學窄門，這種牧民式的思考方式，反映的只是南方朔的右翼菁英主義，認為菁英階級有權力而且有責任去規劃社會分工，去決定一般人民的終身職業與命運（黃武雄，再論文憑主義與廣設高中大學）。過去少有主動選擇進入技職體系的學生，大多是升大學無望後被迫就讀，這是強迫的社會分工，毫無自由選擇可言。社會分工應由「人民自由選擇」與「長大成人後的自由競爭」去自然調節，自由選擇是個人的權力，不容國家或菁英階級剝奪。

說實話，我真是感謝南方叔叔有堅持「道不同不能與之同流」的風骨，好讓教改會議無緣領受他的「專業意見」！

九頭怪龍的最後一顆腦袋

政治評論的本質當然是作文比賽，這點無須爭辯，也不必遮掩。但為了不讓這篇成為單純的幹醮，最後，我想談兩點核心的觀點。

當今對升學政策的議論總是二元對立，不是多元入學，就是聯考，可是不接受多元入學，不代表非得接受聯考，一定有其他的改革出路。多元入學方案問題層出不窮，當然需要檢討改善，但如果因此要回到聯考的老路，我得說，這實在是想像力貧乏的作法，而且是深切的悲劇，台灣社會自四一○凝聚起來的教改共識，將受到很大的打擊。

聯考的公平性，是一種虛幻的存在。正如法律不會保障人民的權益，保障的只是虛幻的安全感（李茂生語），聯考也從來與公平正義無緣。想想看，聯考考的是一元化的教材，社經背景高的家庭，既容易累積文化資本，讀書環境又好，更不用提在補習班與參考書籍方面的經濟優勢了，這樣考出來，怎麼會公平？明明聯考是如此不公平，但國家機器為了維持聯考的正當性以繼續推行粗廉的教育，菁英階級為了其下一代保有既有的升學優勢，在數十年來不間斷地意識型態灌輸下，人民早已根深蒂固的認為，「聯考雖然有很多缺點，但它至少公平。」卻沒有想到，這注定是一場開賽前就決定了比數的比賽。要比較聯考與多元入學的公平性，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分別，更根本的差別或許是，一個是偽君子，一個是真小人；一個是讓人民安於現狀的鴉片，假公平公正之名，行階級鞏固之實，而另一個則誠實地反映出台灣的特權文化，讓我們看清所謂的「菁英」的偽善嘴臉，也讓我們面對自己的人性弱點。

而關於廣設高中大學部分詳細論述，詳見黃武雄的《台灣教育的重建》，包括廣設大學的理由，批評現今教育部廣設大學方案的缺失……這裡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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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殘篇。

狄歐米拉（Diomira） [記憶]

城市與城市或有相同／不同的美景，但對旅人來說，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會引起旅人嫉妒的，是生活，快樂的生活。
更精確地說，是（以為自己）擁有快樂的生活的記憶的人。

伊希多拉（Isidora） [記憶]

「一個人在荒野裡馳騁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他會渴望一座城市。」
「…而此地的鬥雞，已經淪為下注者之間的血腥爭吵。」
伊希多拉是人生的夢想（的終點），是馳騁的青春的盡頭，旅人停止漂泊的渴望。
這個城市有著一切的美好，除了年少。來到這裡，你得到所有，卻垂垂老矣。曾經指向未來的欲望成為屬於過去的記憶。

多洛希亞（Dorothea） [欲望]

一件又一件的事物的談論構成了城市——敘事結構。
道路／欲望的開啟是偶然與巧合。

齊拉（Zaira） [記憶]

齊拉，「高壘環峙之城」。這城市的構成並非其形體／形式，因而，要描述這座城市，嚮導式的敘事終歸徒勞。組成這座城市的，是「空間的量度與過去事件之間的關係」。
城市的記憶／過往，書寫在裂隙、夾縫、邊緣、缺口——種種幽微的角落

安那塔西亞（Anastasia） [欲望]

安那塔西亞，陰險之城。
欲望，在（安那塔西亞——亦即欲望——的）言說間被挑起，而欲望的醒覺，只有身在欲望的中心才會發生。
「……如果你一天工作八小時……你的勞動是在賦予欲望形式，可是勞動本身卻由欲望那兒獲得形式，而且當你相信自己在安那塔西亞樂在其中時，你不過是它的奴隸。」

塔馬拉（Tamara） [符號]

事物都平凡無奇，直到／除非它成為／是另一件事物的符號。
人們在（塔馬拉的）街道上見不到事物，只有符號。事物總以所意指的符號被辨認，除非其自身的形式就足以彰顯自身。
而物的價值，往往以其代表的事物被衡量。首飾的貴重不在金屬的稀有，而是彰顯的幽雅。
事物並不真的被敘述，被言說的只是符號——所以到頭來，只是符號的自我反覆。
在塔馬拉——符號之城，符號濃密重障，事物隱匿／缺席。

佐拉（Zora） [記憶]

記憶，是凝結時間，抗拒變遷。
若是沈湎過去／強求永恆／身陷記憶，則世界僵化崩毀。

狄斯比那（Despina） [欲望]

欲望——狄斯比那城的兩個面貌——取與它對立的空乏——沙之漠／海之漠——為形像。欲望，生於空乏。

姬爾瑪（Zirma） [符號]

「記憶過剩，而且多餘：它重複著符號，使城市得以存在。」

伊紹拉（Isaura） [輕盈]

輕盈，剔骨除肉（像哪吒！）／化約成基本元素。
「……看不見的地景範限了看得見的地景……。」
水的汲取，提升了伊紹拉城。

模里利亞（Maurilia） [記憶]

時光流轉，都會變遷。城市的變化／現代化，讓過去（的城市）變得優雅。因懷舊故，所以優雅。
「……大都會的另一種額外魅力，乃是透過它的轉變，我們可以懷舊地回望它的過去。」
然而，城市的流轉並非連續，而是斷裂。時移，事往。

費多拉（Fedora） [欲望]

在小圓球內的費多拉，是城市過去時的可能性，是昔日對未來的想像。
人對城市的理想，即人對城市的欲望。
實然而非「非如此不可」的費多拉（巨石大城），與被想像有可能性的但實際上不可能存在的費多拉（圓球內的模型），皆非真實。然而因同屬假想，所以必然存在。

佐伊（Zoe） [符號]

符號並非依其獨特外貌／形式被辨認，而是差異。
「……如果在所有的時刻，存在都只是它本身，那麼，佐伊乃是無可分割的存在之所在。但是，為什麼這座城市會存在呢？區分內在與外在，區分車輪的隆隆聲與野狼的嗥叫聲的界線在哪裡呢？」

詹諾比亞（Zenobia） [輕盈]

對快樂生活的想像，總是由已知的／現存的元素／模型建構而成。
「……一種是歷經許多歲月，它們的變化還繼續賦予欲望形式的城市，而在另一種城市裡，不是欲望抹消了城市，就是欲望被城市抹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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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人權的介面。

⊙法律與人權的介面（Interface between Law and Human Rights）

⊙'01 05.26

⊙台北律師公會

⊙Kofi Kumado，柯飛‧庫馬多教授是國際法律人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ICJ）的主席，來自迦納（Ghana）。

⊙他先介紹了 ICJ 這樣一個團體，他說，ICJ 是一個法律人的團體，不是一個人權團體（a body of jurist, not a human right org.）。我原來以為我聽錯了，因為翻譯的廖福特博士譯成「是一個法律人的團體，不只是（not only）一個人權團體」。這個團體的會員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比較正式（？）的，具有投票權可以議決委員會事務的，是一個國家（或區域）的代表律師團體，這類的律師團體大概就是 ICJ 在當地的分支機構或協合團體；另一種會員屬於個人會員，像是一般的律師、法官、學者。另外他也提到，推動廢除死刑是 ICJ 一個主要的工作項目。

⊙講稿我手上有啦，但還是略了吧，打字是痛苦的，畢竟。

⊙提問時間。

Ｑ：演講中提到法律是人權的標準，那對於法治不完備或是人權觀念不普及的國家，像台灣，還能仰仗法律保障人權嗎？

Ａ：庫馬多先生很驚訝台灣的法律環境還沒有達到人權標準，他說，律師都在睡覺嗎？要再努力一點！

Ｑ：人權是普同價值的說法，與文化相對性的概念會發生衝突，這之間的界限要怎麼去調整？

Ａ：我們有時會被混淆，但監督／實踐人權的機制或有不同，但是人權的內涵／實質應是一致的。他說，譬如歐洲人用刀叉吃東西，你們用筷子，而我們用手，但吃的同是食物，這點是一致的。

Ｑ；能不能提供ＮＧＯ在司法改革上的可能性／可行策略／經驗？

Ａ：庫馬多先生再一次將 ICJ 定影成律師人團體，而不是人權團體。ICJ 一般都是與律師團體或政府接觸，主要關注的是司法體系、維持法律人的獨立性、以及（人權的）基本建設。至於其餘的部分 ICJ 會轉介給其他適合的國際團體。

在與團體合作的情形，ICJ會視合作對象而有不同的應對方式。

一種是團體或個人加入成為合作／個人會員，這比較沒有問題。

如果是團體希望成為分支機構，ICJ 會比較謹慎，要求團體的成立宗旨等相關資料，進行審查。一般來說，比較會接受律師團體成為當地的分支機構，而不是一般的ＮＧＯ。

如果要求合作的對象是國家，ICJ 就會更謹慎，因為擔心成為背書的橡皮圖章。一般會先進行訪問、觀察，然後做成報告或改革的藍圖，提供該國家做為參考。另外也會進行培訓的合作。他舉了個例子，ICJ 曾不顧中國的反對，到西藏觀察人權狀況，之後並做成報告。而那份報告在聯合國造成很大的影響，再版了三次。

Ｑ：陳定南希望在三年內廢除死刑，ICJ 是不是能發表一些意見？（公視記者問的）

Ａ：庫馬多先生蠻謹慎的，他說，ICJ 歡迎各種關於廢除死刑的主張。他認為廢除死刑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必須說服人民，而人習慣以牙還牙，而不是以德報怨。庫馬多先生說他都沒看到報紙討論這件事，討論太少了，應該要多一點，甚至政府應該要強制（enforce）各式各樣的人都來發表對於廢除死刑的意見。另外，他建議台灣政府可以先從批准人權法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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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你得成為一個冷靜的旁觀者，把它當作一個他者，你才能分析它。當你在它裡面，你沒辦法分析你的樂趣，樂趣是不能自我分析的，一分析就不見了。你分析到的是你的焦慮，焦慮才會自我分析，是的，自我分析要找一個罪惡的根源。

今天大拜拜學到的一段話，非常具有啟發性。希望永遠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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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案再審法庭筆記Ⅳ

⊙蘇案再審第四次開庭

⊙'00 12.16

⊙高等法院第一法庭

⊙審判長：葉騰瑞，法官：江國華，法官：黃國忠。

⊙差點被法警唬了。

趕到法院時，幾個熟朋友在法院門口似百無聊賴又似不甘心地站著，遠遠的就看到「不公開」的無聲嘴形。上前一問法警，他說今天審理性侵害的部分，所以不公開。不死心地再追問，「是整個審理過程都不公開嗎？」結果，依舊得到肯定的答案。我開始在心裡問候老天爺。

一面端詳著柯賜海替流浪狗請命／槓上軟趴趴市長的宣傳車，還有那幾隻不知叫宋楚瑜陳水扁還是連戰的狗狗，一面在心裡盤算著附近有哪家咖啡店可以消磨上午的晨光。還好，還好多多來了。

多多顯然對「今天不公開審理」感到同等困惑，所以雖然法警告訴我們「可以進去啦，但是等一下還是會被請出來啦」，還是決定進去瞧一瞧。

結果是——「只有放勘驗錄影帶那一段審理過程不公開」。心裡一面對老天爺感到抱歉，一面轉移對象開始問候法警。

⊙法警在門口耍了這樣的花槍，理所當然的是達不到坐滿的人數，沒辦法開放庭外的閉路電視。匆匆坐定之後，上次激情演出的熱血男子走了進來，他大概是柯賜海吧，我猜。

⊙開庭後，審判長先宣布上次勘驗錄影帶後，發現錄影帶因光線不良／收藏時間過久的因素，畫面變得不清楚，所以調來現場勘驗照片以補錄影帶的不足。高等法院並且作了勘驗錄影帶的的文字摘要。

檢方、辯護律師、被告、被害人代理人開始傳閱／確認勘驗照片和錄影帶文字摘要，坐在旁聽席的我開始感到無聊，向四周打量，大頭還來的不少呢，大約都是找來組成法庭觀察團的吧。

⊙開始勘驗錄影帶，除了「專業人員」，通通被趕出法庭。

在走廊上坐著，看見怜惠，跟她打了招呼。相互認住面孔，也是因為在濟南教會前靜走的緣故吧——我們數次走過人數最稀少的靜走。坐在她身旁的好像是她的小兒子，帶著一把可愛勁爆的傘，怜惠說，每次帶著這把傘出門，都會抓住路人的眼光。

⊙錄影帶放完了，重又開放旁聽。

⊙辯護律師主張：
1. 希望能拷貝勘驗錄影帶。審判長拒絕，說得依調閱證物方式申請後調閱。

2. 認為勘驗錄影帶文字摘要裡沒有「刀痕」的描述，要求補上。原來定三人死罪的自白中，劉秉郎、莊林勳聲稱於輪姦葉盈蘭後為其換穿二件式睡衣，此時葉盈蘭已遇害，故睡衣上應該沒有刀痕。但是勘驗錄影帶顯示葉盈蘭背後有一道像是刀痕的血跡，這樣一來，就有推翻認罪自白的可能性，所以辯護律師強烈主張應該在文字摘要中加入「葉盈蘭背後有一道刀痕」，並詳細描述那道「刀痕」，以使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依文字摘要（因為法官不太可能再調閱錄影帶）作出對被告有利的判決。經與被害者代理人爭論一番後，審判長似乎對冗長的爭辯感到有點不耐煩，只裁示補上「葉盈蘭背後有『疑似刀痕』的血跡」。

⊙檢察官主張：
1. 對於文字摘要中描述兇案現場房間中，地板上有「大量」的血跡的用語，建議改成有「大片」血跡。

2. 建議在不損毀勘驗錄影帶的前提下，製作數位化的拷貝。

⊙被害者代理人主張：
認為葉盈蘭被砍四十二刀，衣服上沒有刀痕，所以與認罪自白符合。質疑葉盈蘭背後那道只是血漬，與辯護律師爭論「疑似刀痕」的描述。

⊙審判長眼看各方對錄影帶文字摘要不滿意的地方無窮無盡，光是彼此對錄影帶內容的「確認」就有不同的意見，更不用提「主張／詮釋」的部分，怕審理過程一再拖長，於是裁示：若認為勘驗錄影帶文字摘要有遺漏的部分，以及有其他的主張，以書面形式表達，休庭之後再遞上狀子。

⊙接著審判長想到還沒詢問被告和被害者家屬是否有意見，就請他們陳述。

⊙蘇建和主張：
希望合議庭能傳（毛髮採集的）鑑識人員到庭作證，審判長表示會斟酌。

⊙吳唐接主張：
今天勘驗的錄影帶所拍攝的並非第一現場，因為救護（消防？）人員已先進入兇案房間（這款粗糙莽撞的辦案手法！），但不清楚現場是否有所更動，也不清楚更動了什麼。審判長表示會斟酌考慮傳當時進入第一現場的救護人員作證。

⊙合議庭上的爭議又回到葉盈蘭背後的血跡。

審判長認為現場勘驗照片十分清楚，錄影帶不清楚的部分可以調閱照片。

辯護律師接著說，檢察總長提出非常上訴時，其中一個疑點就是質疑葉盈蘭背後有刀痕，與定罪自白不符，當時最高法院聲稱將勘驗照片放大三倍之後，可以肉眼辨識葉盈蘭背後的血跡，認為不是刀痕。但辯護律師曾以此詢問李昌鈺（這「神探」顯然已成神主牌），李昌鈺認為無法以肉眼辨識。於是辯護律師主張傳李昌鈺出庭作證，審判長沒有理會。

⊙經過一陣商量之後，審判長考量需要一整天的充裕時間，傳喚汐止分局刑警、莊林勳弟弟莊柏勳、王文忠到庭作證，進行隔離詢問，於是決定在一月初開庭時傳喚這些證人。而下次開庭則傳喚其餘不需進行隔離詢問的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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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動——921 台北記錄影像輯

導演：陳碩儀，楊力州，曾文珍，吳耀東，蕭菊貞
1999/1捲盤式帶/colour/50mins
紀錄：1999台北電影節
2000紀錄片雙年展

看片子的時候是很掙扎的——起身走人，或倒頭大睡。

非常好奇，這「輯」影像在過去放映時（台北電影節、紀錄片雙年展的第一天），有被問過問題嗎？被問過什麼樣的問題？除了稱它們是垃圾影像，我不知道還能怎麼評價這五部短片（而它們被稱作紀錄片）。

當然，如果進一步去了解這個影像輯的企畫過程，以及所有的 source 都不是剪片的導演們所有，而是台北市政府的蒐證帶、環球的新聞帶，或許就可以比較寬容地看待，這樣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我想到溫德斯在《里斯本的故事》中問的問題：片中導演為了追求「真實」，將攝影機掛在背後，漫無目的地在街上遊蕩，任鏡頭隨意攝取影像，企圖在不使眼睛（導演的、觀看者的）主導／干預鏡頭的情形下，拍下「真實的影像」，甚至拍攝完後也不看它。但這樣對拍攝主觀的「大拒絕」所得來的「真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只是一堆影像垃圾。

想過了這一層，再回頭來看這五部片，就不覺得真是一無是處的垃圾——畢竟導演在剪輯的過程中，有意識地選取素材（雖然選到的都大同小異），形構敘事脈絡，在非常有限的環境下，企圖表現特定意念。所以有蕭菊貞以聶魯達詩為字幕的詩化的／有質感的影像，雖然沒有激情的畫面／聲音，看著看著，卻湧起一股非常純粹的落淚衝動。有吳耀東的《revolution 9》這部選用披頭四作品作為標題的影像，結尾處的電視和路面的洞窟構成了有力的反省。

其餘的，就別提了吧，賺吃不易，莫太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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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案再審法庭筆記Ⅲ

⊙蘇案再審第三次開庭

⊙'00 12.02

⊙高等法院第一法庭

⊙審判長：葉騰瑞，法官：江國華，法官：黃國忠。

⊙趕到法院門口已經九點半了，看到一名穿草綠色西裝的男子，拿著兩個標語牌，上面寫著聲援蘇建和的文字，似乎正跟法院門口的警衛僵持著。因為已經遲到了，不及細看，直接就朝法庭走去。

⊙法庭外接的電視沒開，走廊上也見不到攝影記者，雖然之前在門口沒見到SNG車就有了心理準備，卻還是看得心裡一沉——這才是第三次開庭而已啊，媒體就已經失去興致了麼？進了法庭一看，旁聽席只坐滿了三分之二呢，難怪外接電視沒開。

⊙匆匆坐下，審判長正在詢問黃智佳醫師，他是劉秉郎八十九年十月的診斷醫師。黃醫師向審判長表示由於是以證人身份出庭，不是進行劉秉郎的精神鑑定，所以基於醫師與病患間的工作倫理，認為自己的證詞可能會暴露病患隱私。審判長認為只是要了解被告的精神狀況，即使有涉及隱私的部分，在法庭上恐怕也要公開（！），而醫師不必擔心違反工作倫理。

於是黃醫師開始敘述劉秉郎就診的狀況，說他的病情屬於「偽幻覺」，是介於「心影」（？）和「幻覺」之間，也就是會幻聽到鐘聲。另外，也有「關係妄想」、「關係意念」（？）的情況，會覺得有人要對他不利。

審判長詢問劉秉郎在接受診斷時是否意識清醒，溝通無礙。黃醫師說是，但強調是十至二十分鐘的診斷期間，言下之意是不排除劉秉郎在其他時候會有意識不清楚，溝通困難的情形。

⊙接著出現十分ㄅㄧㄤˋ的場面。之前那位穿草綠西裝的男子突然推開法庭的門，怒斥身旁的法警，大聲說：「不要碰我！」，接著用壓倒全場的音量大聲說要入庭旁聽替蘇建和打氣，還模糊的提到他過去在法庭上吃過虧云云，十分熱血，剎時吸引了全場的目光。審判長要他進入法庭安靜坐下，他還是大聲跟法警、審判長爭執（審判長似乎審過熱血男子的案子）。直到最後審判長大叫：「閉嘴！」要法警把熱血男子「請」出法庭，他才一面向法警喊著：「不要碰我，我自己會走。我是自己要走出去的。」一面走出法庭，一場激情演出才落幕。

⊙接著審判長詢問八十九年一月到六月間診斷莊林勳的李仁揮醫師。李醫師提到莊林勳有關係意念（？）和幻聽的情形，「心智狀況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沒辦法和外界溝通。

⊙突然，熱血男子又進入法庭，這一次沒出什麼聲音，只是坐進了旁聽席。

⊙審判長問完後，蘇友辰律師突兀地問李醫師是否有診斷過服用安非他命的患者。原來蘇律師想要李醫師評估王文孝是否有可能受安非他命影響，一個人砍了被害人數十刀。審判長立刻駁回蘇律師的詢問，蘇律師於是提附帶聲請，要求下次開庭時傳喚醫師進行安非他命的作證，審判長說會斟酌。

被害者代理人透過審判長詢問李醫師在最後一次看診時，被告的治療狀況有沒有改善，意識是否清楚，並且詢問李醫師「被告是不是重症」。李醫師答得很謹慎，對於三個問題都說「不一定」，表示要進行精神鑑定才能回答。

⊙作證進行到這個階段，醫師、辯護律師、被害者代理人在問答間似乎作了詭異的角色互換。按理來說，在法庭上的證詞應該守住分際，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不能隨便「推想」或「延伸」，這樣的原則法律人應該十分清楚。

然而辯護律師、被害者代理人竟然完全沒有掌握分際，一方離題詢問（安非他命的部分），一方完全漠視醫師並不是來做精神鑑定，只是為數個月前的診斷作證，頻頻要醫師判斷被告（現在的）精神狀況是不是正常，病況輕不輕微。

反而是非法律專業的醫師謹慎地守住原則，他們都強調對被告病情的判斷只在於當時診斷的數十分鐘之內，不能推及現在的精神狀況，甚至不能保證當時的溝通無礙在長時間問答之後是否會有變化。而且還一再提醒法庭上的律師，如果要對被告的精神狀況作確定的回答，應該申請精神鑑定。

⊙接著審判長對診斷莊林勳的廖定烈醫師作了類似的詢問，廖醫師跟前兩個醫師一樣，回答蠻謹慎的，對於審判長一些過於簡化的詢問（嚴不嚴重、溝通有沒有困難、有沒有達到心神喪失精神耗弱），都表示精神醫學上對病況的敘述與一般人的認定不同，而且不能過於簡化的回答，會造成誤解。

審判長詢問完證人後，被害者代理人林憲同律師開始了搞笑演出。他出示由司改會網站印出來的莊林勳和劉秉郎八十六年三月五、十二日在台北看守所寫的文章，要問廖醫師：「三年前寫得出這樣文章的人，是否會在三年後罹患精神疾病（！）」。

這個問題之愚蠢，真是讓人不敢相信是從律師口中問出來的。姑不論史上有多少（被判定）精神異常的人寫出動人鉅作，或是有精彩的藝術創作，一個人三年前的任何「正常」的作為，根本不能用來推斷三年後精神狀況，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就像一個行走正常的人在一個月後可能會扭傷腳踝，也可能不會。

於是，整個旁聽席立刻議論紛紛。絕的是，審判長似乎也沒有反對這個低能的問題，而要莊林勳確認那篇文章。莊林勳低著頭看文章，像是逐字逐句的讀，直到數分鐘後，才點頭說是他寫的，而審判長要他再確認時，莊林勳又表示「不記得了」。

這時林律師即揚言若文章不是被告寫的，要告司改會偽造文書。這舉動馬上引起旁聽席一陣笑聲，林律師還十分認真的向著旁聽席說：「不要笑，這沒什麼好笑的，真的，我會告他們（司改會）偽造文書。」可惜沒得到共鳴，反而又揚起新的一波笑聲。

審判長詢問劉秉郎，他像是沒什麼細看，很快就確認了文章是他寫的。

⊙一陣混亂後，合議庭讓被告查驗看守所保管的被告的個人物品（？），似乎有物品遺失，於是審判長裁定再進行調查。

⊙審判長接著詢問被害人家屬，領回證物還在不在。吳唐接說領回證物（女用皮包、二十四元硬幣等）因為怕觸景傷情，已經丟掉了。

⊙一個上午轉瞬即過，審判長裁定休息五分鐘。這個時候旁聽席已經擠滿了，大家都是遲到而陸陸續續進來，但合議庭似乎沒有注意到，還是沒有打開法庭外接電視。

⊙趁著休息時間，蘇建和在法警戒護下向走廊另一端的廁所走去，穿草綠西裝的熱血男子正巧在走廊上和法警抬槓，一看到蘇建和走來就替他打氣，喊了聲「建和加油！」

⊙繼續開庭。法庭工作人員把一具一人高的方形櫃子推到記者席與旁聽席中間，大家以為要放命案現場蒐證錄影帶，於是都往前靠，在方形櫃子兩旁或站或蹲。直到工作人員說：「是放錄音帶，不是錄影帶啦。」才都訕訕的坐回旁聽席。

⊙之所以要勘驗原承辦檢察官崔紀鎮在八十年八月二十一日提訊蘇建和的錄音帶，是因為有一段訊問筆錄上只有兩句話，蘇建和說不只，而且當時有向檢察官提及被刑求，但筆錄上並沒有記載。

⊙以下是放錄音帶時我速記下的內容，因為只放了兩次，而且很多地方不清楚，所以可能會有蠻多錯誤的。 ^^;; 請有旁聽的朋友指正，幫忙補充。

「……」

「你聽了，還有什麼想法？」

「……」（一陣長的沈默）

（咳嗽聲）

（這時錄音帶轉速變了，好像是變慢。總之，轉速有一段不連續。）

（響亮的不明的扣扣聲）

（此時開始神秘的一六九秒，錄音帶像被消磁或是麥克風被蓋住，一般錄音時會有的環境雜音消失了，音量雖然已經調到底，卻非常小聲，而且有空遠的感覺，但隱約可以聽到說話聲音。）

「我就送他回家，去基隆後，就沒有再見到他了。」

（匡噹一聲）

「開山刀有沒有給你處理啊？」

「我送他回家後，就再也沒有見到他了。我真的，我沒有拿到他任何東西……」

（已經模糊的對話聲音似乎又被「消音」了一段）

「……我沒有辦法，他一直逼我，就真的沒有做……」

（結束）

⊙辯護律師的意見（呃，綜合列出，我忘了個別是誰說的了。）
01. 筆錄只有四行，與錄音帶內容不一致。筆錄記載訊問時間五分多鐘，但錄音帶時間只有一六九秒，約兩分多鐘，有兩分十一秒消失了。

02. 錄音帶中提及被逼，而且否認犯案，但訊問筆錄沒有記載。

03. 錄音帶內容無法辨識，原因何在？！請求調查。

04. 要求合議庭傳訊檢察官崔紀鎮、書記官李瑩芳及當時在場的律師傅雲欽。

05. 錄音帶中有當天行蹤交代，但筆錄中沒有紀錄。

06. 檢察官的訊問態度顯然已先入為主，沒有讓蘇建和充分自由陳述。

07. 請求科學鑑定／還原錄音帶。

08. 要求合議庭公開播放其餘的訊問錄音帶。

09. 訊問的內容前後有所遺漏，有時有答句卻無問句，似乎錄音過程中有關機的情形。

10. 檢察官違反刑事訴訟法，未留意對被告有利之證據。

11. 蘇建和當時（八十年）的行蹤交代與今日是一致的！

⊙蘇建和的意見
01. 訊問不只五分鐘，約十分鐘。

02. 當時在場律師請檢察官詢問蘇建和是否被刑求，書記官生氣地說被打不代表被刑求。（！）

⊙被害者代理人的意見
01. 錄音時間不符是合理的，筆錄上記錄的時間雖是五分多鐘，並不表示都是在訊問，「少掉兩分多鐘」是合理的，（他還自以為幽默的加了句）「這麼短的時間，用來刑求絕對不夠。」

02. 蘇建和在訊問過程中都用「他」，要確認每個「他」各指的是誰。

⊙檢察官沒有意見。（！）

⊙審判長說錄影帶「內容血腥」，「違反善良風俗」，所以不給看。除了被告、辯護律師、被害者家屬、被害者代理人、檢察官、「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法官，大家都被趕出法庭，連實習律師都不例外。

⊙所以我就走了，沒有留下來聽兩造律師和檢察官看完錄影帶後的意見陳述。

⊙今天開庭的情況，檢察官好像是來當陪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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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案再審法庭筆記Ⅰ

○蘇案再審第一次開庭（上午部分）

○'00 11.16

○高等法院第一法庭

○八點半時，法院走廊已佈滿記者和攝影器材，隱約傳來「文字記者可以入庭、攝影記者不能進去、各家電視台麥克風統一收音、攝影機只能於庭外側錄... 」的協商聲，此起彼落的手機鈴響，看來法庭外的戰場不一定會輸給法庭內的。

○審判長：葉騰瑞，法官：江國華，法官：黃國忠。

○第一次交鋒：約持續 30 min
檢方以性侵害防制法反對審理公開，被害家屬代理人也反對公開審判過程。

蘇友辰律師援引條例，認為本案不受審判不公開的限制，而且被害家屬曾在民間團體救援行動中公開陳列被害人的受害照片（言下之意，是被害人家屬在意的隱私權有因地制宜的味道——這句是我加的）。許文彬律師指出，性侵害防制法之所以採秘密審判，是適用於告訴乃論的case，不適用於懲治盜匪條例（？）。而且被告否認犯罪，不會出現犯罪情節描述。

檢方反駁許律師的論點，被害家屬代理人也反駁，認為審判過程沒有辦法區分性侵害的案情部分與其餘的案情部分，而且全程轉播會造成社會不安（怎麼最近社會這麼愛不安？）。

審判長澄清說公開審判不是「轉播」，只是提供視訊畫面給場地容納不下無法進入法庭的旁聽民眾。另外，由於未通過的修正草案納入結合犯，表示原法條排除結合犯。審判長接著裁示被害家屬若在審判過程中有疑義，可以書面或口頭聲請異議，審判長會受理。

被害家屬代理人還是不放棄，以犯罪情節違反善良風俗，要求審判不宜公開，跟審判長發生一段爭執。

針鋒相對一陣子之後，審判長直接裁示審判公開。

○審判長告訴被告他們受審時所擁有的權利，並以檢方起訴的罪名詢問，三人都稱冤枉。

○第二次交鋒：約持續 30 min
被害人家屬要求只審理涉及「新證據」部分的案情。審判長澄清，裁定再審之後，整個案子就回歸到原始狀態，須從頭審理。

被害家屬代理人質疑再審理由，認為理由不充分不合理。法官江國華指出再審考量的重點不只在於小皮包，而是論罪的證據與當時查扣的證據有歧異。判定再審的「新證據」法條源於日、德兩國，依據兩國的判例精神，擴張解釋了「新證據」，所以才准予再審。

被害家屬代理人質疑作成再審裁定時沒有調查證物，要求本案審理前優先調查女用皮包。審判長說審判程序已有「定見」。被害家屬代理人質疑這樣的「定見」會影響判決的公正性，並且認為審判長既然裁定再審，就是認為「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對受判決人為有利之判決」，審判長可能已有定見，於是與審判長又是一陣你來我往，頻頻搶話，分貝不斷提高。檢察官和被告辯護律師反而被冷落在一旁。

在被害家屬代理人的堅持之下，原來並不同意要求審判長迴避的檢察官，在與被害家屬代理人交談後，決定以合議庭有偏頗之虞聲請迴避，高院將分案另為審理。但再審程序仍然繼續進行。

許律師認為檢方違反了過去檢察總長提非常上訴的立場，並且要求檢方要同時注意對被告有利或不利的證據。檢察官認為己身立場不需要和過去檢察總長一致，對於要注意到對被告有利的證據，笑著說沒有問題。

○真是，簡直就是焦土戰爭。

○終於要進行隔離庭訊了，時間已經逼近十一點。

第一個接受訊問的是劉秉郎，審判長詢問了他的精神狀況，表示會調查被告是否有心神喪失的情形。接著審問不在場證明和犯罪事實，以及遭受刑求的細節。

劉秉郎提到是在汐止分局一樓的一間寢室裡被刑求，並且記得其中兩個刑求他的員警的名字——張中政、李秉儒。筆錄做完後有名自稱「副局長」的人，警告他接下來會有一名「長官」來，要他承認犯案。而那名自始至終未曾表明身份的「長官」，就是檢察官。審判長說日後會詳細調查刑求是否屬實。

○30 min 之後輪到莊林勳，他的精神狀況也是很不好。與審判長的問答跟劉秉郎差不多，也是否認作案，提出不在場證明，並且有遭到刑求，雖然不知道刑求警員的名字，但是記得臉孔。莊林勳也敘述了遭刑求的情形和「副局長」以及「長官」。整個過程大約是 30 min。

○被害家屬代理人欲發言詰問莊林勳，被審判長制止，因為在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檢方是公訴代理人，訴訟程序上是屬於被告律師與檢察官之間的「戰爭」，被害家屬代理人沒有發言詰問被告的權利。

○最後是蘇建和接受隔離庭訊，他展現了旺盛的為自己辯護的企圖心，講得十分細，超級細，無敵細。

當說到警方訊問他和刑求他的情形時，把前因、自己的心情、每個動作、每句聽到的／說的話（甚至語氣）、當時的天色等瑣碎細節，講的清清楚楚，而且詳細到接近冗長的程度，真是苦了書記官，也逼得法官不得不屢屢中斷他的話，要他講重點。

我一面聽，一面心生寒意。想著，天啊，一個人竟然能把近十年前的事記得清清楚楚，鉅細靡遺，如果這一切不是他構築出來的故事，那麼他是以多大的意志，抗拒著歲月的遺忘？而有什麼樣的生活，會比這種活在慘痛的記憶裡的生活更慘？

○蘇建和是三人中唯一在警局筆錄不承認犯罪，卻在檢察官（即「長官」）訊問時認罪。他把整個過程說了非常久，包括一直受刑求但堅不認罪，在其他人的筆錄都完成後，只剩他一個人繼續被刑求毆打。而除了警員扮黑臉刑求他，還有自稱「副局長」的人扮白臉哄騙他認罪。

○溜出去一陣子，第一法庭外的走廊是如此的陣仗：一推開門，十幾步之外，攝影記者扛著相機，密密地築起階梯狀的三道人牆，一個個的鏡頭並列宛如長槍陣。接著二十幾步的距離外，攝影機一層層的架起成一面牆。然後，在門與攝影記者之間，一隻小黃狗緩緩地踱來踱去。

真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牠出現在這裡的原因（咦等等，牠就是「陳水扁」嗎？）。當蘇建和三人隨著人群湧出法庭，鎂光燈燦爛亮起的那一刻，小黃狗將何去何從？

○審判長終於放棄讓蘇建和說到一個段落後再休息了，還沒說到檢察官訊問的部分呢，而已經一點多了。審判長宣布中午休息，兩點半繼續。大家都癱了。

○下午回新竹 meeting 了，有朋友繼續聽嗎？

○歡迎更正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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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手記Ⅱ

昨夜聽到 call 機留言，知道今天是蘇案走向黎明的最後一天，理由當然不是三人獲釋，或有了什麼具體的成果。掛上電話，心頭悶悶的。

傍晚的濟南教會，逐漸隱入暮色之中。今晚的主角不只三個人，而是四個人。多出來的一個，當然是蘇爸爸。從四面八方來的朋友們輪流獻上花，或面色凝重，或禱祝，向這位堅毅的長者致敬。

繞行活動最後一天，很遺憾，繞行的結束並不是因為黎明的到來。「為什麼不再走下去？」，這應該是每個人都會問的問題，最直接的理由當然是救援團體在兩百多天（這麼久！）的耗損之後，實在是力不從心，很難再繼續維持每天都有人進行繞行。但選在今天作為一個階段性的結束當然不是毫無理由的，因為明天，遲緩如化石的司法系統終於有了些微的反應，將在高等法院進行這個案子的再審。

但在這裡，「這個階段的結束是下一個階段的開始」這句話並不只是漂亮的場面話，而是非常殘酷的現實。今年五月初的再審裁定，其實是（至少）一年多前的第Ｎ次再審申請後，司法體系的反應，隨後的抗告，也經歷了五個多月的時間，才又駁回抗告，確定再審。以司法體系這樣的反應速度，明天要第一次開庭的再審，又不知道要耗去多少的時間，才能有審判結果——無論結果是好是壞。

明天要進行蘇案的再審，但今天在濟南教會前的記者會，救援團體卻沒有太多歡欣的情緒，誰也不敢確定再審會不會是另一次無窮盡的等待。唯一能確定的，是救援行動需要繼續的進行，持續的監督法院的審理，並能伺機發起更多的活動。光是在法院，就是一場艱苦的戰鬥，因為蘇建和三人將面對法官的嚴密訊問，在事隔十年之後，三人對當時的記憶可能早已模糊，能否明確的交代而不會有遲疑或慌亂，實在很難說。更不用提莊林勳在獄中長久以來患著併有精神病症狀的重度憂鬱症，以及劉秉郎近日來開始出現幻聽的情形（相較起來，甫喪父的蘇建和極有乃父之風，仍十分堅毅），精神耗弱的兩人，會不會在法庭上有異常的行為。

這是為什麼我認為蘇案重審並不算是救援活動的具體成果，它當然可能是黎明的曙光，但也可能是另一個泥沼，或是另一個政治解套的手段——而無論是哪一個，都將耗去漫長的時間。而我們也只能在經歷過漫長的等待之後，才能知道今日的「再審」，代表的是好的消息，或是壞的消息。

我好像太悲觀了。（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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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攪和體罰。

體罰真是個無聊的題目——特別是用來討論。每年連線教育板上總會爭執不休，而且各人立場像光譜一樣連續分佈——從「不打不成器」到「合理的體罰」到「不『打』的處罰」到「堅決反對體罰」... ，都有。喧嘩燦爛程度一如擁／反核。

前一陣子得帶這樣無聊的討論，與一個未深交的朋友談起這種無聊感，彼此心有戚戚焉。

儘管已經是個談爛的題目，儘管無聊，還是得變出新花樣來。

對於反對體罰的人，一個有意思的思考方向就是：在一個不扁平的、深刻的對人理解的前提下，人，為什麼會體罰？順著這個問題能夠繼續問的就是，人在體罰別人的時候，她／他是高興的痛苦的興奮的焦慮的... ？而，「為什麼會如此？」

另外，朋友說了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印象中是這麼說的：「所有對體罰有所掙扎的老師，如果有著『體罰是教育的最後手段』的想法，那麼遲早，她／他都會揚起教鞭的。」

多少師院生曾經堅定溫柔地、信誓旦旦地說自己絕對不會體罰學生。等到實習過後，信心開始動搖，因為學姐／長和實習班級的老師都會告訴妳／你，「不打是理想啦，實際要帶一個班，不打不行啦。」因為，「理想和現實是有差距的。」直到成了老師，帶著一個班級，面對終日吵鬧的小魔鬼群，一落千丈的成績，咄咄逼人的教學進度，天使與魔鬼的戰爭告一段落，妳／你終於棄守，「不得不」開始打學生，心中充滿了罪惡感。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這是一場注定要踐踏老師的良心的試煉嗎？

為什麼這樣的堅持注定落空？為什麼理想終抵不過現實的磨難？因為，打，絕對不是該堅守的防線！體罰，絕對不是教育的（最後）手段！

說得更清楚一點，教育有許多手段，但體罰偏偏不是其中的一種。當老師揚起教鞭，教育就遠離了。如果，教育有所謂的專業，開始打學生的老師，就是宣告專業的棄守。因為，體罰，恰好就是「不教育」。

許多懊悔的老師，並不清楚把自己逼入絕地的，並不是信念夠不夠堅定，或是心地善良與否，而是錯誤地把體罰納入教育的選項。沒有到過教育現場的人，是很難體會「體罰」是多麼令人愛恨交纏，意亂情迷。因為，平時天使般的小孩成了魔鬼，翻騰的教室引起別班老師的側目（以及抱怨、譴責、不屑），妳／你比學生更羞於把月考成績拿給家長看。所以，當法寶盡出，一輩子所會的所聽過的教學法都用盡，圖窮匕現，妳／你非得拿起教鞭不可。

當然不是跟莽撞政客看齊，但我忍不住「合理的懷疑」，台灣現存的師範體系，教授是不跟學生談體罰的。就算有，大多也是談得非常淺，對未來的老師來說，根本沒能想清楚體罰是怎麼一回事，是不足以面對「教學現場」的，當進度秩序成績之類的奇怪名堂壓下來，就又是我們熟悉的，揮淚揚教鞭的場面了。

這幾天，人本基金會又要做體罰問卷了，我想，結果不會太讓人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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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電影筆記（Berlin-Cinema）

導演：Samir Gloor-Fadel
1999/瑞士、法/B/W/Colour107mins
紀錄
IMDb：Berlin-Cinema

⊙柏林電影筆記 Berlin-Cinema

⊙'00 10.10

⊙新竹影像博物館

⊙影像的真實／虛構／黑白／彩色——美／俄軍各拍了一部有著戰車行進的片子，美軍以黑白鏡頭拍，俄軍以彩色鏡頭拍。黑白的片子會被認為較「真實」。

⊙不要拍你喜歡的東西。

⊙影像和建築有甚麼本質上的相同麼？它們都凝固時間。建築表現了當代人對空間的想法，影像也是在做類似的事。

⊙空白／empty／極限

⊙記憶／城市／裂縫／縫合

⊙人死了之後，她／他曾經的存在就像是虛構的，即使有親友、照片都沒有用。

⊙溫德斯的位置——放逐的／流亡的／焦慮的。

⊙意外的

⊙電影才發展了一百年，「still young, not completely.」

⊙夜降臨，霓虹燈亮起，照／燃亮東柏林。

⊙靜止的鏡頭

⊙片子裡塞滿了東西，就甚麼也看不到。

⊙遺忘——過去，德國錯過了一次加入歐洲的機會，又錯過了第二次，現在歐洲統合的機會，德國不願再錯過，想要成為歐洲，以遺忘自身。

⊙逃離——小男孩要逃離恐懼，但能逃到哪裡去？最後男孩騎著腳踏車出房間，燈一盞盞熄了。

⊙visit the city again。

⊙影像／文字——影像，它來找你；而你去追尋文字。

⊙溫德斯與建築師從地下室走上樓梯，背影／黑／逆光。

⊙來自德國的朋友：「面對影片裡的真實與詩意。」

⊙柏林在冷戰時期的意象——（與世隔絕的）島／on the moon。

⊙柏林，what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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