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來，抑或等不到的，未來？
為什麼在戒嚴時，民進黨可以於風聲鶴唳中突破威權統治，一步一步獲取執政權，反而在拿下政權，並至少有四成鐵票的支持中，卻面臨崩解的困境。
清大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吳介民在對民進黨的研究中指出，這是一種「克勞塞維茲」邏輯的後遺症。
在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中提到，「政治是目標，戰爭只是該目標的手段，而且手段絕對不能孤立於目標的思考之外…戰爭絕對不能視為具有自主性的事物，而應視為政策的工具，戰爭必須隨著政治動機…的變動而變動。」
同樣的邏輯被運用在民進黨對待人民的心態上。民進黨主席謝長廷曾說：「群眾運動是一種手段，一個政治運動的路線或手段，它必須受到一些客觀條件的制約，包括社會、文化等條件的限制…就像武器選擇的問題…。」
把人民的力量當成「工具」、「手段」，因此，一九八八到二○○○年間，民進黨可以藉著農運、工運、學運、參選…的民主力量，扳倒國民黨；但也因為只把人民的力量當「工具」。
於是，在吳介民的研究中指出，「社會性與階級性議題在民主化階段，尤其是政權轉移後被忽略，而排除於改革議程外。」且民進黨執政後，「執政權力的鞏固其重要性高過社會議題」，因此也發生了「承諾的轉向。」陷入克勞塞維茲，只把人民力量當工具的邏輯，民進黨困住了自己，所以會看到他們的檢討仍在「廟堂中」、「派系裡」。
如果跳不出克勞塞維茲魔咒，民進黨根本就掙不出谷底。
—〈民進黨卡在克勞塞維茲魔咒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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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修法 年底大選小英嘗苦果
回覆刪除2018-01-17 新新聞 顧爾德
《勞基法》短短一年二度修法。十日三讀通過當天，總統蔡英文以「執政團隊的領導者」身分為修法造成社會不安而道歉，而之前推動修法的行政院長賴清德也為此道歉。
兩位領導人的道歉是否能平息《勞基法》的衝擊？未必如當權者想像的樂觀。相反的，這次修法暴露了綠營內部，以及綠營與台灣社會的矛盾分裂。這些矛盾中有些長期存在於反對運動，有些是隨著台灣社會變遷而出現。分裂也不只是政治團體間或內部的分裂，還有政治團體與選民的分裂。
民進黨因為《勞基法》引發勞工團體的不滿，早在陳水扁剛當上總統時就發生過。
二○○○年六月，民進黨政府提案修法，要將法定工時縮短為每周四十四小時；結果遭在野黨與勞團聯手反對，加碼改為每兩周八十四小時，比照公務員實施隔周休二日。這成了扁政府第一個被立法院否決的政策。
當時的經建會（今國發會）評估，縮短工時會讓企業生產成本增加三千億元台幣，不利經濟發展──彼時全球經濟仍陷於一九九八年金融海嘯後的低潮。扁政府的政策考量，其實類似今天賴內閣的思維；那時民進黨也同樣被批評為，拿到政權之後背棄了當年共同作戰的社運團體，向資本家靠攏。
民進黨是拿到政權才忘了社會正義？當時清華大學兩位社會學者吳介民與李丁讚考察更長遠的歷史發現，從黨外到民進黨，這群民主運動者就把群眾抗爭、社會運動視為挑戰國民黨權力的替代性戰場，「社會運動不是具主體性的場域，而是政治運動的工具與外圍。因此，一旦政治領域開放，選舉政治成為常態，黨外運動者即回歸政治領域，不再耕耘社運領域。」吳介民將此稱為「克勞塞維茲魔咒」。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在《戰爭論》（On War）有句名言：「政治是目標，戰爭只是達成該目標的手段、而且絕對不能孤立於目標的思考之外……戰爭絕對不能視為具有自主性的事物，而應視為政策的工具。」
後來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借用克勞塞維茲所述的戰爭與政治關係，分析社會運動與政治的互動，認為社會運動是政治體制內抗爭在體制外延續的替代戰場，這稱為「克勞塞維茲行動邏輯」。
長期以來對黨外──民進黨而言，國族這個政治價值位階高於社會正義；社會運動的目的也是為了選舉動員、獲得政權，進而實現政治價值。而要獲得並維續政權，除了社會弱勢者的支持，還需要中產者與資本家的選票。
過去，國民黨壟斷政經資源，社會弱勢者是黨外──民進黨比較容易動員的對象；如今，國民黨家產被抄得快光了，民進黨也掌握更豐富的社會資源，民進黨更容易將社會運動的價值換算成選票來計算。
這個變化也可從民進黨社會運動部工作重點的轉變看得出來。過去社運部主要工作是連絡代表弱勢的社會團體，如今更多時間花在與工商團體溝通。曾有一位社運部年輕黨工在內部會議中向小英質疑：「到底我們還搞不搞社運？」
台灣民主運動中，政治與社會的矛盾從一九八○年代黨外時期持續至今，民進黨與社會運動團體、公民團體的緊張關係也一直存在。這個舊矛盾當然與台灣國家地位的特殊性有關。不過，隨著時代的轉變，新的矛盾又出現了。
民進黨與時代力量的衝突，或可簡化為政治資源爭奪戰。當「大綠」成為台灣主流社會的政治代表，「小綠」就得像二、三十年前的黨外、草創的民進黨，更努力抓住那些弱勢、邊緣的非主流選民。
時代力量興起於二○一四年三一八運動之後。這股運動代表的不只是反服貿、反過度傾中，而是從陳水扁政府執政向右傾斜之後社會弱勢與左翼的不滿延續至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扁政府時代的樂生運動、馬政府時期抗議陳雲林訪中的野草莓運動，以及各地反迫遷運動。
這股延續十多年的社會不滿與台灣青年貧窮化關係密切。馬英九執政時，不滿的青貧族用選票教訓國民黨。一六年大選時，近一三○萬首投族成為小英勝選的要素之一；而在立委選舉中，有相當比例投向時代力量等新興社會民主政黨。
傳統上，國族認同是民進黨一項動員利器，這項法寶是否還有效？出生、成長於解嚴後的新世代被稱為「天然獨」世代，他們多數認為台灣就是個主權國家；相對的，他們也不認為「台灣」這個符碼是民進黨專利──時代力量也是獨派，其他新興、走社會民主路線的小黨也多堅持台灣主權，天然獨不必然就是民進黨的基本盤。民進黨想藉此獲利，還需要北京的配合──若選舉時，北京反獨壓力加大，就會刺激選票往民進黨集中。
民進黨內部也存在著左右、階級與世代的分化。除了像林淑芬、劉建國、鍾孔炤等立委拒絕為《勞基法》投下贊成票，民進黨內許多年輕世代也經歷了學運與社運洗禮。也許綠營的年輕政治參與者中，有相當比例也會逐漸接受「克勞塞維茲行動邏輯」，但還有許多人會成為林淑芬、鍾孔炤。而如今的政治領域中，若民進黨容不下他們，他們還有其他容身之處。
價值、階級、世代的裂解，也將反應在今年底選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