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5日 星期五

預知死亡紀事──朱西寧的〈鐵漿〉

簡單而言,每一種機器都代表一種意念,或是一群意念。但是,這種意念,絕非是最先引導某人去發明這種機器的原始意念……。

以柯斯勒(Arthur Koestler )的說法,發明家多多少少有點夢遊者的傾向。或者,我們也可以稱他們為怪醫法蘭克斯坦(Frankenstein),或法蘭克斯坦症候群--為了某種特殊目的發明一種機器。但是,這個機器一旦發明後,我們就發現,不管我們多害怕,或著多麼不喜歡,往往讓我們驚訝的是,機器本身會變成一個自有主張的東西,不但很能改變人類的習慣,而且,就像殷尼斯(Harold Innis)所言,也改變人類思考的習慣。

—(Neil Postman,《童年的消逝》,1994:32)


為了搶包鹽槽,孟沈兩家對上了。先是兩人分別三刀六洞,滴出了兩灘血,接著各賠上三個指頭。真是拼得血肉橫飛,還不用怎麼去想像,光看文字就看得頭皮發麻。

搶到鹽槽固然是走定五年的大財運,但能讓孟昭有這樣紅了眼似的拼命,恐怕不只為了富貴吧。就如同鎮董勸他的,「你要是拼上性命,可帶不去一顆鹽粒子進到棺材裡。」那,究竟還可能有什麼原因呢?孟昭有不只一次的提起兩家三十年前的宿怨。上一代的失利,讓孟昭有背負了極為沉重的壓力(別妄想我再跟我們老頭一樣的窩囊)、(我們那位老爺子業已讓我駝上三十年的石碑了)。在漢民族的文化裡,社會的基本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就是最寫實的描述。於是一個人的榮辱,往往關係到一整個家族。在這樣根深蒂固的社會意識之下,無論旁人說不說話,孟昭有都會有「非得出頭」的壓力,以扳平上一代的失利。況且,他還要顧慮到下一代,他的兒子孟憲貴(我那個不爭氣的老爺子,捱我咒上一輩子了,我還再落到我兒子嘴巴裡嚼咕一輩子?)。上下兩代的壓力,逼得他再無選擇,唯有不計一切代價的爭到鹽槽。

而小說同時交錯進行著另一條主線,築鐵路。對於半農半商(嚴格來說只屬於零散性的經濟活動)的小鎮來說,一切都屬於未知的火車,真是與天災瘟疫同級的大災難。可以隱約的看出,朱西寧其實是藉著鐵路(的舖設)在寫工業文明(的發展)。他這樣寫著,「鐵路鋪成功,到北京城只要一天的功夫……誰又去北京城幹嗎?千代萬世沒去過北京城,田裡的莊稼一樣結籽粒,生意買賣一樣的將本求利呀!誰又要一天之內趕到北京去幹嗎啦?趕命嗎?三百六十個太陽才夠一個年,月份都懶得去記。要記生日,只說收麥那個時節,大豆開花的那個時節。古人把一個晝夜分作十二個時辰,已經嫌嚕囌。再分成八萬六千四百秒,就該更加沒味道。」是呀!文明的發展如果不是根源於人的需要,是多麼荒謬的一件事。人耗費大量的寶貴的能源,大幅提昇人的行動速度。當人自以為憑著文明的進步,節省下大量的時間時,卻弔詭的發現,這些多出來的時間竟不知該如何打發,於是只好用來「發呆」,用來「無聊」。然而,無論人們有多不喜歡,有多恐懼,鐵路仍是一吋一吋的築。就如同工業文明,仍是一步一步的往前邁。

兩條交錯的主線終於相遇了。就在鐵路通車的時刻,孟昭有終於拼上了性命,以鐵漿燙死了自己。就在孟昭有的慘叫聲中,火車的汽笛也鳴出「響亮的,長長的一聲」。於是孟昭有的死亡連結上火車的到來,傳統的家族榮辱由工業文明接手,似乎昭示了不祥的預兆。而「不受諒解和歡迎的火車,就此不分晝夜的騷擾這個小鎮。它自管來了,自管去了,吼呀,叫呀,敲打呀,強制著人們認命的習慣它」。在工業文明的浪潮之中,人似乎只能隨著前進,沒有什麼選擇。

而孟昭有以性命換來的鹽槽,並不如想像中的,帶給孟家大量的財富。鎮董的三兒子竟說中了。鐵路一通車,隨即帶來傳統的運輸業的式微。二十年之後,孟憲貴終於敗光家產,凍死在東嶽廟裡。

象徵舊勢力的家族榮辱逼死了孟昭有,象徵新勢力的工業文明造成了孟憲貴的死亡,兩股新舊勢力一前一後的夾殺之下,竟不容人有生存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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