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的運動往往跟主觀意志相背離？！
許育嘉的〈一場真正能夠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是目前為止，我所看過的考察近十年來台灣教改最有新意的文章。前半段是非常有趣（但不一定準確）的政經考察，文末還連上 Paulo Freire 的批判式教育學（舒詩偉的《拉美地誌，魔幻行腳》有一篇名為〈重看批判式教育學——與 Paulo Freire 對談〉的訪談譯稿）。
只有幾個地方要提出質疑。作為中小企業主、城市高所得階層如醫師、律師、大學教授的子女們，隨著總體經濟能力的下降、留學生獎金難以獲得，要像大資本家、大財團的子弟一樣進入「人本教育」系統的體制、高收費的貴族森林小學，繼而出國唸書，甚至進入如美國長春藤名校的機會，更顯渺茫；另一方面，這些階層的小孩，卻又在文化上獲得較好的啟蒙，表現得比一般工農大眾的子弟更好，從而傳統的大班教學，以及與之相應的填鴨式教學，就成為窒礙他們學習、成長的方式。因此，城市小資產者的主觀願望透過虛幻的教育「自由化」宣傳與抗爭，在獲得了城市白領勞工的認同與支持下，展現出一定的社會力量。
近十年來，中小企業主、城市高所得階層的總體經濟能力真的下降了嗎？他們的子女出國唸書甚至進入長春藤名校的機會真的變少了嗎？我理解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在經過一兩代的資本累積後，越來越多的家庭（甚至包括少數工農階級的家庭）開始有能力送子女出國唸書。而且越來越少留學生把「是否申請得到獎學金」列為出國留學的首要條件，即使申請不到獎學金也能「自籌經費」，不像過去的留學生只要申請不到獎學金，就得斷了留學夢。顯示出國留學的總體經濟門檻在這十年來不增反減。
因此大班教學與填鴨式教學之所以成為教改的「目標」，不能以「城市小資產者的總體經濟能力下降」來解釋。反而是因為城市小資產者的經濟能力提升後，生活標準的要求隨之提高，於是對台灣數十年來粗廉的教育感到不滿，加上解嚴後台灣社會力的釋放，提供了運動的能量，於是啟動了以城市小資產者為主體的教育改革。
另外，比起工農階級，城市小資產者的子女的確擁有較佳的文化啟蒙，但大班教學與填鴨式教學對兩方子女的學習成長的窒息應該是一致的，並沒有分別。這部分的教改意願不能牽強地歸類成「城市小資產者的主觀願望」。看來，教師若要解決罷教權的反對聲浪，首先必須破除躲在學生與教師的對立關係背後的資本邏輯和結構制約力。當然，像人本教育基金會那樣以一種虛幻的、沒有考慮物質基礎，主觀的對教師教學態度所做的責難，並非本文的目的。
事實上，教師爭取罷教權的實踐過程，將促其認識到必須破除教師與學生之間，一個只教、一個只學的對立關係，從而了解到對立關係來自於資本主義的學校教育制度，並且改變它。要改變這個現存結構，巴西解放教育家保羅‧佛雷爾（Paulo Freire）認為，惟有透過作為主體的教師與作為客體的學生之間互為主體的「對話」，共同建構出批判意識，覺醒到教師／學生的社會存在，從而在兩者協同合作的基礎上，對現存結構（客體）進行改造（賦權），並在實踐過程中反省、修正實踐的方式，透過這個行動／反省的反饋過程，最後建構一個替代結構，完成另一次主客統一。
當然，這樣的實踐過程，學生與教師互為主體的關鍵來自於「對話」，透過教學內容與意識覺醒的直接同一，打破教師與學生上對下的對立，並且教師／學生的罷教行動，甚至學生／老師的罷課行動都是兩者爭取權利的展現，如此，所謂「無辜第三人利益」的論述，則不攻自破。總之，透過教師工會的發展與勞動三權的爭取，為教師與學生之間對立關係的破除找到可能性與現實性，這將是一場真正能翻天覆地的教改運動來臨的契機。
Freire 曾提到，「我們愈能批判的過日子（這用 Giroux 的話，也可以叫做激進教育學），就越能把一激進與批判的教學方式內化，然後也就愈明白：教、學不可分開。」
這意味著，要達成「學生與教師互為主體」，破除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對立，關鍵並不在於罷教權，而是教師得自我覺醒，擺脫菁英身段，向學生學習。罷教權的使用反而只是實踐的後半段過程，「對現存結構（客體）進行改造（賦權）」的展現／實踐而已。
所以，我要瞄準的的問題是，長久以來受國家機器豢養的教師是否能承受這種（類似人本教育基金會式的）缺乏社會脈絡考量的主觀的期待／要求／責難，以批判式教育破除師生對立？還是如作者所提的，「現實的運動往往跟主觀意志相背離」？
延伸閱讀
Paulo Freire
批判教育學只是個名：關於翻譯政治的討論
批判教學論與教師主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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