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知死亡紀事──朱西寧的〈鐵漿〉

簡單而言，每一種機器都代表一種意念，或是一群意念。但是，這種意念，絕非是最先引導某人去發明這種機器的原始意念……。

以柯斯勒（Arthur Koestler ）的說法，發明家多多少少有點夢遊者的傾向。或者，我們也可以稱他們為怪醫法蘭克斯坦（Frankenstein），或法蘭克斯坦症候群－－為了某種特殊目的發明一種機器。但是，這個機器一旦發明後，我們就發現，不管我們多害怕，或著多麼不喜歡，往往讓我們驚訝的是，機器本身會變成一個自有主張的東西，不但很能改變人類的習慣，而且，就像殷尼斯（Harold Innis）所言，也改變人類思考的習慣。

—（Neil Postman，《童年的消逝》，1994：32）

為了搶包鹽槽，孟沈兩家對上了。先是兩人分別三刀六洞，滴出了兩灘血，接著各賠上三個指頭。真是拼得血肉橫飛，還不用怎麼去想像，光看文字就看得頭皮發麻。

搶到鹽槽固然是走定五年的大財運，但能讓孟昭有這樣紅了眼似的拼命，恐怕不只為了富貴吧。就如同鎮董勸他的，「你要是拼上性命，可帶不去一顆鹽粒子進到棺材裡。」那，究竟還可能有什麼原因呢？孟昭有不只一次的提起兩家三十年前的宿怨。上一代的失利，讓孟昭有背負了極為沉重的壓力（別妄想我再跟我們老頭一樣的窩囊）、（我們那位老爺子業已讓我駝上三十年的石碑了）。在漢民族的文化裡，社會的基本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就是最寫實的描述。於是一個人的榮辱，往往關係到一整個家族。在這樣根深蒂固的社會意識之下，無論旁人說不說話，孟昭有都會有「非得出頭」的壓力，以扳平上一代的失利。況且，他還要顧慮到下一代，他的兒子孟憲貴（我那個不爭氣的老爺子，捱我咒上一輩子了，我還再落到我兒子嘴巴裡嚼咕一輩子？）。上下兩代的壓力，逼得他再無選擇，唯有不計一切代價的爭到鹽槽。

而小說同時交錯進行著另一條主線，築鐵路。對於半農半商（嚴格來說只屬於零散性的經濟活動）的小鎮來說，一切都屬於未知的火車，真是與天災瘟疫同級的大災難。可以隱約的看出，朱西寧其實是藉著鐵路（的舖設）在寫工業文明（的發展）。他這樣寫著，「鐵路鋪成功，到北京城只要一天的功夫……誰又去北京城幹嗎？千代萬世沒去過北京城，田裡的莊稼一樣結籽粒，生意買賣一樣的將本求利呀！誰又要一天之內趕到北京去幹嗎啦？趕命嗎？三百六十個太陽才夠一個年，月份都懶得去記。要記生日，只說收麥那個時節，大豆開花的那個時節。古人把一個晝夜分作十二個時辰，已經嫌嚕囌。再分成八萬六千四百秒，就該更加沒味道。」是呀！文明的發展如果不是根源於人的需要，是多麼荒謬的一件事。人耗費大量的寶貴的能源，大幅提昇人的行動速度。當人自以為憑著文明的進步，節省下大量的時間時，卻弔詭的發現，這些多出來的時間竟不知該如何打發，於是只好用來「發呆」，用來「無聊」。然而，無論人們有多不喜歡，有多恐懼，鐵路仍是一吋一吋的築。就如同工業文明，仍是一步一步的往前邁。

兩條交錯的主線終於相遇了。就在鐵路通車的時刻，孟昭有終於拼上了性命，以鐵漿燙死了自己。就在孟昭有的慘叫聲中，火車的汽笛也鳴出「響亮的，長長的一聲」。於是孟昭有的死亡連結上火車的到來，傳統的家族榮辱由工業文明接手，似乎昭示了不祥的預兆。而「不受諒解和歡迎的火車，就此不分晝夜的騷擾這個小鎮。它自管來了，自管去了，吼呀，叫呀，敲打呀，強制著人們認命的習慣它」。在工業文明的浪潮之中，人似乎只能隨著前進，沒有什麼選擇。

而孟昭有以性命換來的鹽槽，並不如想像中的，帶給孟家大量的財富。鎮董的三兒子竟說中了。鐵路一通車，隨即帶來傳統的運輸業的式微。二十年之後，孟憲貴終於敗光家產，凍死在東嶽廟裡。

象徵舊勢力的家族榮辱逼死了孟昭有，象徵新勢力的工業文明造成了孟憲貴的死亡，兩股新舊勢力一前一後的夾殺之下，竟不容人有生存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