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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9日 星期日

我們在風雨中,搖晃。

你開始聽聞到巨大的沉默,連哭嚎都沒有聲息;假如有的話,一定被禁錮在厚重的牆垣和黑暗中。沉落的瓦礫堆裡,傳說有微弱的大哥大呼救訊號傳來,然後逐漸息滅。在時間最深的縫隙中已經發生的景況,不是夢的不確定或者黎明的遺忘,而是真實的死亡。

—〈夢或者黎明〉‧李宇宙


下班的前一刻,我確信隔天將會有颱風假,把週行事曆歸檔,向同事說,「週末愉快。」到幼稚園接小夜,等著小夜穿鞋,和老師閒聊,果然,宣布放假了。上車的那一刻運氣不好,雨滴毫無徵兆地瞬間壯大,疾如天火流星,從屋簷到車裡不過十步,執著傘,我們依舊全身像被水浸透。

我們鬧著說要去觀浪、我們把自己種成沙發上的馬鈴薯、我們鎮日昏睡不知伊於胡底、我們重複著打鬧吵架哭泣和好的循環、我們湊熱鬧逛 Costco、我們任性地奔馳國道離家出遊、我們返家發現沒關的落地門窗前濕了一片……。

然後,後知後覺的我,知道大水漫流,生靈塗炭。

風呼嘯不斷,孩子們奔跑玩樂,渾然不覺大樓立於虛空,偶有晃動。

島嶼震動那年,剛從災區回來,心還在遺忘與銘刻記憶之間拉扯衝突,我在蒼白的燈光下竭力完成文件紀錄——那是要留給接下來的救災梯次參考的,召喚著與心神疏離的肌肉四肢,扛起睡袋背包,逃回家。然後,讀到李宇宙(他在短短數年後猝逝)的〈夢或者黎明〉。在屢屢震動的夜裡,我讀著,試圖治療傷痕。

鯨寫了詩,〈大水〉。謝謝他。若沒了詩人,我們要怎麼辦?

大水
1
幾十年來最迷你的颱風,最巨量的雨
我們南下之後
被困在一棟孤單的旅館
橋下的水流到橋上
摩托車上的人被沖到泥濘下
海水倒灌入我們的身體
我們躺在床上
穿泳褲戴著蛙鏡睡著了
明天不知道會在哪一個港口醒來

2
我們躺在床上
讀著濕爛的詩集
練習一些陽光燦爛的想像
新聞報導翻來覆去
中風的抽水站,被吹走的電
落石般的嘆息,天色轉黯的政府
一條河創下他的二十年回歸期滿水位記錄
除了讀詩我們還能怎樣呢

3
我們出動皮筏
在深達一層樓的憂傷裡四處漂流
無論老還是病
都已經濕透
我們專注於垃圾滿佈的水面
快速地從眼前流逝
比時間本身更快

4
劫難之後
所有的人都齊聚到海邊來看海
海風在巨浪中超渡鬼魅
有人想著魚
有人是魚的本身
海的眼神相當傷人
我們在海邊搜尋屍塊
沙堆中坐滿斷頭的煙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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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3日 星期五

金庸/當年明月寫袁崇煥。

對袁崇煥最早的認識,始自金庸的碧血劍,〈袁崇煥評傳〉。

我們想像崇禎二年臘月中國北方的情形:

在永平、灤州、遷安、遵化一帶的城內和郊外,清兵的長刀正在砍向每一個漢人身上,滿城都是鮮血,滿地都是屍首……

在通向長城關口的大道上,數十萬漢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騎在馬上的清兵揮舞鞭子在驅趕。清兵不斷的歡呼大叫,這些漢人是他們俘虜來的奴隸,男的押去遼東為他們做苦工,女的分給兵將淫樂……

在陜西,荒災正在大流行。樹皮草根都吃完了,饑餓的父母養不活兒女,只好將他們拋在城角的空場上,這些孩子有的在哭號,呼叫:「爸爸,媽媽!」有的拾起了糞便在吃。到第二天,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來拋棄。做母親的看著滿地死兒,捨得把手裡的孩子拋下來嗎?但如帶回家去,難道眼看他活活的餓死……

流離在道路上的饑民不知道怪誰才好,只有怪天。他們向來對老天爺又敬又怕,這時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獄中上刀山、下油鍋也不管了,他們破口大罵老天爺,有氣無力的咒罵,終於倒在地下,再也起不來了……

在北京城的深宮裡,十八歲的少年皇帝在拍著桌子發脾氣。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斷的問太監:「袁蠻子寫了信沒有?怎麼還不寫好?這傢伙跟我過不去,非將他千刀萬剮不可。你再去催,叫他快寫信給祖大壽!」他憔悴蒼白的臉上泛起了潮紅,眼中佈滿了紅絲,不斷的說:「殺了他!殺了他!」……

在陰森寒冷的御牢裡,袁崇煥提筆在寫信給祖大壽,硯台裡會結冰吧?他的手會凍得僵硬嗎?會因憤怒而顫抖嗎?他的信裡寫的是些甚麼句子?淚水一定滴上了信箋罷?

皇帝的信使快馬馳出山海關外,將這封信交在祖大壽的手裡。祖大壽讀信之後,伏地大哭。訊息傳了開去:「督師有信來!」

遼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數萬名間關百戰、滿身累累槍傷箭疤的關東大漢,伏在地上向著北京號啕痛哭,因為他們的督師快要被皇帝殺死了。戰馬悲嘶,朔風呼嘯,綿延數里的雪地裡盡是伏著憤怒傷心的豪士,白雪不斷的落在他們的鐵盔上、鐵甲上……。


當年明月對袁崇煥的理解不同於金庸,他以此評論袁崇煥的結束。

袁崇煥被押赴西市,行刑。

或許到人生的最後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死,他永遠也不會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著許多或明或暗的規則,必須適應,必須放棄原則,背離良知,和光同塵,否則,無論你有多麼偉大的抱負,多麼光輝的理想,都終將被湮滅。

袁崇煥是不知道和光同塵的,由始至終,他都是一個不上道的人。他有才能,有抱負,有個性,施展自己的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彰顯自己的個性,如此而已。

那天,袁崇煥走出牢房,前往刑場,沿途民眾圍觀,罵聲不絕。

他最後一次看著這個他曾為之奉獻一切的國家,以及那些他用生命護衛,卻謾罵指責他的平民。

傾盡心力,嘔心瀝血,只換來了這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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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2日 星期四

當年明月寫朱元璋。

每個傳奇,都有一個開始。當年明月是這樣描述朱元璋的開始。

在遊方的生活中,朱重八只能走路,沒有順風車可搭,是名副其實的驢行。他一邊走,一邊討飯,穿城越村,挨家挨戶,山棲露宿,每敲開一扇門,對他都是一種考驗,因為面對他的往往只是白眼、冷嘲熱諷,對朱重八來說,敲開那扇門可能意味著侮辱,但不敲那扇門就會餓死。

朱重八已經沒有了父母,沒有了家,他所有的只是那麼一點可憐的自尊,然而討飯的生活使他失去了最後的保護。要討飯就不能有尊嚴。

生命的尊嚴和生存的壓力,哪個更重要?

是的,朱重八,只有失去一切,你才能明白自己的力量和偉大


長期的困難生活,最能磨練一個人的意志,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難後,只能怨天尤人,得過且過,而另外一些人雖然也不得不在困難面前低頭,但他們的心從未屈服,他們不斷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


如果說,在出來討飯前,他還是一個不知所措的少年,在他經過三年漂泊的生活回到皇覺寺時,他已經是一個有自信戰勝一切的人。

這是一個偉大的轉變,很多人可能究其一輩子也無法完成。轉變的關鍵在於心

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心是最柔弱的地方,它特別容易被傷害,愛情的背叛,親情的失去,友情的丟失,都將是重重的一擊。然而對於朱重八來說,還有什麼不可承受的呢?他已經失去一切,還有什麼比親眼看著父母死去而無能為力,為了活下去和狗搶飯吃、被人唾罵,鄙視更讓人痛苦!我們有理由相信,就在某一個痛苦思考的夜晚,朱重八把這個最脆弱的地方變成了最強大的力量的來源

是的,即使你擁有人人羨慕的容貌,博覽群書的才學,揮之不盡的財富,也不能證明你的強大,因為心的強大,才是真正的強大。


一個人要顯示自己的力量,從來不是靠暴力,挑戰這一準則的人必然會被歷史從強者的行列中淘汰,歷來如此。


朱元璋的手不禁的顫抖起來,這種顫抖是畏懼,也是期望。

當面對強大的敵人時,人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先上去拚一拚,不行再說。這個行為的錯誤之處在於,牛犢並非不怕虎,而是因為它不知道虎的可怕。

當朱元璋弱小時,他專注於擴大自己的地盤,佔據滁州!佔據和州!陳友諒、張士誠算是什麼東西!

然而隨著他自己的不斷強大,他才意識到自己面前的是怎樣的一個龐然大物,是怎樣的可怕與不可戰勝。他終於開始畏懼。

越接近對方的水平,就越瞭解對方的強大,就會越來越畏懼。當他的畏懼達到極點的時候,也就是他能與對手匹敵的時候

朱元璋不斷的追趕陳友諒,不斷的瞭解陳友諒的可怕,也不斷的增強著自己的實力,只為那最後的決戰,戰勝了他,天下再無可懼!

以顫抖之身追趕,以敬畏之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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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日 星期三

兩樣東西。

妳說到主流、像自己、作夢。我想起了寫明朝歷史的當年明月,他曾寫過一段文字,關於「良心」和「理想」。

十年前,當我即將踏入大學校園時,在一個極為特殊的場合,有一個人對我說過這樣一番話:

你還很年輕,將來你會遇到很多人,經歷很多事,得到很多,也會失去很多,但無論如何,有兩樣東西,你絕不能丟棄,一個叫良心,另一個叫理想

我記得,當時我礙於形勢,連連點頭,雖然我並不知道這句話的真實含義。

一晃十年過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這兩樣東西我還帶著,雖然不多,總算還有。

當然,我並不因此感到自豪,因為這並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堅強,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於,我遇到的人還不夠壞,經歷的事情還不夠多,吃的苦頭還不夠大

我也曾經見到,許多道貌岸然的所謂道學家,整日把仁義道德放在嘴邊,所作所為卻盡為男盜女娼之流。

我並不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們,在生存的壓力和生命的尊嚴之間,他們選擇了前者,僅此而已,雖不合理,卻很合法。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歷經滄桑苦難之後,都會變成和他們一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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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5日 星期一

承認黑暗之必要。

我想為自己辯解的是,我離開是為了去尋找我們大家尋找的東西。我想尋找比我自己強大的力量,尋找可以指引我、安慰我、告訴我在這浩瀚宇宙中並不孤單的力量。我找到了這樣的力量,各位大人。塔克西絲王后。我們的神,回到了我們身邊。我說「我們的」神,因為祂的確是。我們無法否認。

然而我得說,你們必須前去與祂戰鬥,各位大人。你們必須阻止迅速吞噬我們世界的黑暗擴散。但是為了與祂戰鬥,你們必須以信念武裝自己。尊敬祂,正如你們與祂對抗一樣。追隨光明的人必須承認黑暗,否則就不會有光明

—《靈魂之戰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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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8日 星期一

青春輓歌的重組,《大雄》。

打書一下,(每次同學會都缺席害我們找不到人開簽書會的)鯨同學又出詩集啦。

標題完全是無意隨意抑或蓄意誤植——我書都沒看過欸。不過既然「大雄」都躍上封面,皺皺眉頭望向遠方嘆一口氣地憂傷憶想青春顯然會是個安全不易出錯的態度選項。

延伸閱讀:
重組樂園
我是銀河系,你是焊接工人(留言有搞笑的 MSN 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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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6日 星期四

總是和雞蛋站在同一邊。

朱恐龍引介了村上春樹的獲獎消息,他於今年二月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這是什麼獎呢?根據東方日報的報導,「耶路撒冷文學獎創辦於1963年,每兩年頒發一次,意在表彰其作品涉及人類自由、人與社會和政治間關係的作家。往屆得主包括亞瑟‧米勒、蘇珊‧桑塔格、伯特蘭‧羅素、VS.奈波爾、J.M.柯慈、博爾赫斯、米蘭‧昆德拉、西蒙‧波娃、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墨西哥詩人、散文家)和巴爾加斯‧略薩等人,皆為大名流。」

作家,得了獎,好像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了不得的,是村上發表的得獎演說。

總是和雞蛋站在同一邊

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文學獎
翻譯:Lucifer

我是以小說家的身份來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說,我的身份是一個專業的謊言編織者。

當然,說謊的不只是小說家。我們都知道,政客也會。外交人員和軍人有時也會被迫說謊,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工人也不例外。不過,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沒有人會用道德標準去苛責小說家的謊言。事實上,小說家的謊言說的越努力,越大、越好,批評家和大眾越會讚賞他。為什麼呢?

我的答案是這樣的:藉由傳述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造出看來彷彿真實的小說情節,小說家可以將真實帶到新的疆域,將新的光明照耀其上。在大多數的案例中,我們幾乎不可能捕捉真理,並且精準的描繪它。因此,我們才必須要將真理從它的藏匿處誘出,轉化到另一個想像的場景,轉換成另一個想像的形體。不過,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真理到底在自己體內的何處。要編出好的謊言,這是必要的。

不過,今天,我不準備說謊。我會盡可能的誠實。一年之中只有幾天我不會撒謊,今天剛好是其中一天。

讓我老實說吧。許多人建議我今天不應該來此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敢來,他們就會杯葛我的作品。

會這樣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加薩走廊正發生的這場激烈的戰鬥。根據聯合國的調查,在被封鎖的加薩城中超過一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包括了兒童和老人。

在收到獲獎通知之後,我自問:在此時前往以色列接受這文學獎是否是一個正確的行為。這會不會讓人以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者認為我支持一個選擇發動壓倒性武力的國家政策。當然,我不希望讓人有這樣的印象。我不贊同任何戰爭,我也不支持任何國家。同樣的,我也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書被杯葛。

最後,在經過審慎的考量之後,我終於決定來此。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有太多人反對我前來參與了。或許,我就像許多其他的小說家一樣,天生有著反骨。如果人們告訴我,特別是警告我:「千萬別去那邊,」「千萬別這麼做,」我通常會想要「去那邊」和「這麼做」。你可以說這就是我身為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種很特別的人。他們一定要親眼所見、親手所觸才願意相信。

所以我來到此地。我選擇親身參與,而不是退縮逃避。我選擇親眼目睹,而不是蒙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不是沈默不語。

這並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信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最重要的責任。

不過,要如何將這樣的判斷傳遞給他人,則是每個作家的選擇。我自己喜歡利用故事,傾向超現實的故事。因此,我今日才不會在各位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各位容許我發表一個非常個人的訊息。這是我在撰寫小說時總是牢記在心的。我從來沒有真的將其形諸於文字或是貼在牆上。我將它雋刻在我內心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說的:

若要在高聳的堅牆與以卵擊石的雞蛋之間作選擇,我永遠會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

是的。不管那高牆多麼的正當,那雞蛋多麼的咎由自取,我總是會站在雞蛋那一邊。就讓其他人來決定是非,或許時間或是歷史會下判斷。但若一個小說家選擇寫出站在高牆那一方的作品,不論他有任何理由,這作品的價值何在?

這代表什麼?在大多數的狀況下,這是很顯而易見的。轟炸機、戰車、火箭與白磷彈是那堵高牆。被壓碎、燒焦、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比喻的一個角度。

不過,並不是只有一個角度,還有更深的思考。這樣想吧。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顆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容器理的靈魂。對我來說是如此,對諸位來說也是一樣。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必須面對一堵高牆。這高牆的名字叫做體制。體制本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自作主張,開始殘殺我們,甚至讓我們冷血、有效,系統化的殘殺別人。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將個體的靈魂尊嚴暴露在光明之下。故事的目的是在警醒世人,將一道光束照在體系上,避免它將我們的靈魂吞沒,剝奪靈魂的意義。我深信小說家就該揭露每個靈魂的獨特性,藉由故事來釐清它。用生與死的故事,愛的故事,讓人們落淚的故事,讓人們因恐懼而顫抖的故事,讓人們歡笑顫動的故事。這才是我們日復一日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先父在九十歲時過世。他是個退休的教師,兼職的佛教法師。當他在研究所就讀時,他被強制徵召去中國參戰。身為一個戰後出身的小孩,我曾經看著他每天晨起在餐前,於我們家的佛壇前深深的向佛祖祈禱。有次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告訴我他在替那些死於戰爭中的人們祈禱。

他說,他在替所有犧牲的人們祈禱,包括戰友,包括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可以看見死亡的陰影包圍著他。

我的父親過世時帶走了他的記憶,我永遠沒機會知道一切。但那被死亡包圍的背影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幾件事物,也是最重要的事物。

我今日只想對你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都只是一個面對名為體制的堅實高牆的一枚脆弱雞蛋。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毫無勝機。高牆太高、太堅硬,太冰冷。唯一勝過它的可能性只有來自我們將靈魂結為一體,全心相信每個人的獨特和不可取代性所產生的溫暖。

請各位停下來想一想。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獨特的,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踐踏我們。我們不能容許體制自行其是。體制並沒有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要對各位說的。

我很感謝能夠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很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讀者。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發表演說。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
By Haruki Murakami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them.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 am here to deliver a political message.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right and wrong is one of the novelist's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course.

It is left to each writer, however, to decide upon the form in which he or she will convey those judgments to others. I myself prefer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tories - sto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surreal. Which is why I do not inten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delivering a direct political message.

Please do, however,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war.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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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1日 星期三

修行的所在。

大部分的人仍不知禪修的本質,他們認為行禪、坐禪與聞法即是修行。那也沒有錯,不過這些都只是修行的外在形式。真正的修行,發生在心遇到感官對象時,感官接觸的地方才是修行的所在。當他人說到我們不喜歡的事時,瞋恨便生起;若說的是喜歡的事,我們便感到快樂。這就是修行的所在,我們應如何利用它們來修行呢?這才是重點。若只是一味地追逐快樂、逃避痛苦,我們可能至死都見不到「法」。當歡樂與痛苦生起時,如何運用佛法而從中解脫呢?這才是修行的要點。

—《阿姜查的禪修世界》(第一部: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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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0日 星期二

不要和強大的力量爭辯。

曼楨說:「世鈞。」她的聲音也在顫抖,世鈞沒作聲,等著她說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沒法開口。曼楨半晌方道:「世鈞,我們回不去了。」他知道這是真話,聽見了也還是一樣震動。她的頭已經在他的肩膀上。他抱著她。

—《半生緣》‧張愛玲


有兩種強大的力量。時間的力量,世俗價值的力量。

康明遜安慰她說,無論何時何地,心裡總是有她的。王琦瑤便苦笑,她也不是個影子,裝在心裡就能活的。這話雖也是不痛快,卻不是負氣了,而是真難過。這就是他們始料不及的,本是想抓住眼前的快樂,不想這快樂是摻一半難過的。他們沒想到眼前的快樂其實是要以將來作抵押,將來又是要以過去來作抵,人生真是連成一串的鎖鍊,想獨取一環談何容易。

—《長恨歌》‧王安憶


我個人視這部片奇妙在此,想法不同的人會從中看到兩個相反的信念。

不相信自由意志的人,確定了人沒有自由意志,會被生活的現實和整個外在世界的價值觀所綁架。

相信自由意志的人,會找到人能行使或不能行使自由意志的理由。

假使我們把自由意志的存在比喻成神,那麼我們也可以把務實和外在價值的約束比喻成魔鬼。你相信有神就有神,你相信有魔鬼就有魔鬼,反之亦然。人若相信外在世界強大的集體意識能造成不可抵擋的禁錮力量,那麼它就存在。人若相信它的力量超越了神,它就超越,人若相信因此神不存在,祂確實也就不存在。

在《真愛旅程》的例子裡,我們可以把這象徵又推進一步,它在某個層面上指涉得更明晰,如果一個人害怕去面對一個他一點都不了解的神,他自己會先跑去跟魔鬼交易。

〈革命之路〉‧成英姝


有意思,像是佛洛姆的《逃避自由》

是的,沒有什麼是「非如此不可的」。包括,成為一個「特別」的人。

當法蘭克同意愛波的提議時,他接受到巴黎去由愛波工作來養他(這是顛覆傳統的家庭兩性角色價值),讓他全心自由地去尋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去尋找自我實現的道路,然而當他害怕面對這件事的真實時,他退回傳統價值觀的世界,連帶的在他們自己這個原本對抗外在價值的國度的裡面,他也倒戈回到傳統價值觀上。


人們總在說,種種現實逼使他們放棄了夢想。……如果那是對你而言真正重要的事情,真正能實現你自己的夢想,你是會勇敢的,如果那不足以讓你干冒風險,丟掉庸碌的安穩,那就算不上是你的夢想。

我說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因為每個人都是珍貴單獨的一個個體,都是他自己,但我沒說每個人都不平庸。平庸沒什麼不好,只是你就別老在那裡幻想自己其實不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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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9日 星期一

對未來的自己的拒絕。

大師又出書了。

故事描述當日本的軍國主義發展到極至時,古義人和他的那些同志也打算仿效911的決裂方式,以高效能的炸藥摧毀東京都內的摩天大樓,作為一種小市民對抗巨大的國家機器的手段。當然,前提是不能有任何人員傷亡……

整部作品自始至終回蕩著現代派詩人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中的那段著名詩句:“別讓我聽取老年人的睿智,不如聽他們的愚行,他們對恐懼和狂亂的恐懼……”。面對時代的暗流,每個人將如何進行抵抗?大江健三郎以一個小說家的想像力和七旬老人的“愚行”,向世人展現了他的偉大“預感”。


唔,回不到過去,不該向未來……。真困難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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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5日 星期四

時間之前,和解之必要。

……我們都是波希米亞人,這種人種,根本無法被傳統的父母理解。然而,突然有一天我們就發現,父母年紀大了,這種矛盾衝突再也無法維持它衝突的面貌。

曾經,有這麼多淚水、這麼多的委屈、這麼多的憤怒。有什麼用?在時間的面前,這些終歸徒勞。

曾經,我們年輕的時候,父母都希望我們有份安定的工作;但我們的天性根本就不適合體制,我們內心恐懼體制的束縛,但擺出拒絕體制的模樣,我們不屑我們的父母需要的那種安定感。曾經,我們年輕的時候,父母希望我們有個為人瞧得起的身分,讓他們在親朋好友面前能驕傲,至少,能抬頭挺胸;但是我們唾棄活在別人的評價和眼光裡,我們憎惡世俗的價值觀,最好我們可以背道而馳。曾經,我們對父母又愛又恨,身為孩子的我們還是期待父母肯定的,但是我們又拼上命用我們的驕傲來和他們搏鬥。

如今,第一瞬間,我們發現我們不是小孩子了,我們變得世故,我們必須世故,並非虛偽的世故才能在世俗的世界好好活下去,而是我們明白了世界沒有在繞著我們轉,我們再覺得自己是偉大的太陽,好像光憑我們的自負就可以改變這世界,但我們被迫去認清自己是一顆很小很小的一點都不亮的星星,即使我們拒絕走到山那裡去,也不得不明白山不會被我們叫過來。然後,我們一轉頭,發現父母變得很老很老,於是,過往種種,什麼叛逆和堅持的狗屁,全都不重要了

這就是所謂的「和解」。

為什麼人到了一個年紀都在上演跟父母「和解」的戲碼,好像我們突然變得很富有感情?好像我們忽然好在乎那個「根」?才沒那麼一回事,只不過是時間的無情,時間的真相,時間的面目,時間的現實。除了《班傑明的奇幻旅程》裡的班傑明,所有的人都是在生命旅程中無可避免的越來越老,這是年輕時的自己不可能去想的事。

〈波希米亞人和他老年的父母〉‧成英姝


但只有我們自己知道,這些徒勞的價值。「我因而明白,這人生短暫。如螢火閃閃,徒勞而無憾」,餅乾這麼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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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4日 星期三

「對你很好。」

蘇云走出臥房,時間是晚上九點五十分,她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突然廚房的冰箱馬達動了起來,沒多久那聲音像糖一樣融入四周暖悶的空氣裡,蘇云又覺得室內安靜了。丈夫是故意的。他們都知道她沒道理,她故意沒道理,然而今晚丈夫選擇不理解她。夫妻間這種時候是運氣,蘇云今天運氣不好。有時他們會寵寵對方,有時他們會故意不理解。像一場隨興的乒乓,有時球調得遠些,懶得跑的人就讓它落地,等會兒重起。

如果不是丈夫,蘇云將處於更糟的狀態。五年前她跟丈夫開始交往沒多久便了解這一點。蘇云的母親可能比她還早明白,「他對你很好。」蘇云的母親說,說的似乎是這人關心蘇云,對蘇云很用心。但現在蘇云想起,母親說的更像是「新鮮空氣對你的偏頭疼很好」、「魚肝油對你的眼睛很好」那樣的意思。

蘇云一邊走一邊哭起來。母親總是知道什麼對她好。這人對妳很好。生小孩對妳很好。鈍去地活好,將敏感集中鎖住得好。蘇云在認識丈夫之前有一個交往三年的女友。「麥鬧啊。」母親知道後說,女友知道後默默離去。她們都知道什麼對蘇云好。蘇云曾經很生氣,現在她卻一邊走一邊哭,渴望有人以延伸自己的方式來愛她一下。
〈母鹿〉‧李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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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30日 星期二

譬喻。

李佳穎書寫譬喻

譬喻使我跼促不安,像盜賊世界裡一幢門閉窗開的城堡;一個深邃誘人的洞口,我以譬喻譬喻譬喻讓我跼促不安的部分。譬喻使我著迷,寫作者藉譬喻將讀者推開一段距離,給想像力起飛助跑的空間,於是讀者與寫作者有機會一躍站上彼此的肩頭眺望,我以譬喻譬喻譬喻讓我著迷的部分。


張大春則闡述譬喻之所以成立的機制。

譬喻是這麼一回事:喻旨和喻符之所以能夠相互注解,乃是由於使用譬喻的人已經預作假設:讀到這個譬喻的人們絕計不會反對或不明白使用譬喻者對喻符和喻旨的評價態度。舉個例子來說:某甲(使用譬喻者)對某乙說:「某丙跟豬一樣。」則是某甲已然確知某乙也和某甲一樣對豬(無論是牠的醜、笨、懶、髒)素無好感,並以此(豬)求同於某丙。一般而言──即使生物學家和動物學家一再宣稱豬之為一種家畜或寵物的優越性;這世界以豬喻人的譬喻必定涵攝了(像某甲那樣、也像某甲所假設的某乙那樣)對彼一喻旨(某丙)以及喻符(豬)的雙重貶意。但是在兩般可以相互注解的貶意之中,對喻符的貶意居於「意義發生時間之先」,所謂「居於意義發生時間之先」就是說:毋須約定、告知,使用譬喻的某甲早就假設某乙對喻符(豬)先有貶意。

—〈說稗〉‧張大春


於是,李佳穎回應了她的不安(與期待)。

這段譬喻解多少說明了為何有時「譬喻使我跼促不安」(像盜賊世界裡一幢門閉窗開的城堡)。對一個創作者來說,譬喻這個過程是沒有保障的。你以為自己寫了一個寓言,發現了一個妙喻,可以帶讀者從A走到B,當然特定社會文化下的共同記憶、共識或是理性約定都可以在某個程度上栓緊兩端點與這條路,然而期待每一個讀者都會乖乖看見你開的路是徒勞的。另一方面看,也因為有了這些可能讓意義外竄的窗口,小說之所以為小說,而非文宣。


於是譬喻,或者更幽微的——隱喻,體現一種細緻的、難以察覺的意義指向/附加機制。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揭露了隱喻的危險之處。她「關注的並不是身體疾病本身,而是如影隨形附著在疾病身上的隱喻。所謂疾病的隱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種象徵意義的社會重壓。疾病屬於生理,而隱喻歸屬於社會意義。」

不僅癌症,其他一些嚴重的疾病更是陷入了形形色色的隱喻。比如人們通常以瘟疫來隱喻外敵、異教徒、反對派、某種非正統的道德風尚、革命和騷亂,以癌症來隱喻潛伏在自己內部的陰險的敵人,以梅毒來隱喻生活腐化和墮落,而肺結核帶來的柔弱、敏感、蒼白則被當成了一種流行的浪漫形象,似乎患上肺結核不是一種不幸,而是優美心靈在身體上的一種體現。在前一種情形下,疾病的隱喻被用來當作一種社會動員或政治迫害的工具,而在後一種情形裡,疾病的隱喻則被用來抬高患者的精神地位和價值。隱喻之下的疾病不僅成了死亡的幫凶,更是政治壓迫、種族歧視的工具。


所以,蘇珊‧桑塔格女士給我們的忠告是,去重新書寫(疾病),但不是再給予(疾病)意義,而是要剝去其意義,不是再詮釋,而是反詮釋

人無法在沒有隱喻的情況下思考,但這不意味著我們無法脫離或試著迴避一些隱喻。

……

所有的思考都是詮釋,但這不意味我們不能有時進行「反」詮釋的工作。

……

隱喻無法戒絕,而須被暴露、批評、鞭打、用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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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7日 星期三

所謂的正常。

蛙書寫關於「正常」。

我們對於何謂正常往往具有某種印象,說穿了便是立定邊界的過程,決定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可以做;決定什麼舉止叫適當,什麼言行稱不合時宜。然而,真的存在純粹的正常人嗎,真的存在符合所有模板、符合所有人期待的正常嗎。



究竟何謂精神病?DSM-IV-TR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載記的並未代表其全貌,「定義」本身便是權力的展現,「不正常」的定義總是隨著不同年代、不同社會文化、不同地域種族而改變,與其稱它為 Bible,毋寧將其視為縱切時間的主流意見,至少能讓精神醫學診斷具有某種基礎,避免因盲目引起的恐慌。

正常與不正常的邊界是流動的。善與惡從來沒有辦法單獨存在。我不理解為什麼暴力的定義可以視情況而定,我不明白為什麼人們總是寧願承諾膚淺的謊言。從小我便以一個外星人的角度來學習如何偽裝成一個正常的地球人,觀察別人情緒的反應,穿著和大家類似的衣服,對鏡子練習如何笑得更自然一點。我想我不是亞斯伯格人,但每個人莫不是或多或少都有社會適應不良的情況嗎,難道因為這樣我們便得摒棄自己的異質性向平庸靠攏嗎


難道,非如此不可?

延伸閱讀
John Elder Robison 的《看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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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2日 星期三

玻璃珠子。

你比我還要早開始接觸獨立電影、獨立音樂,當我還在朦朦朧朧的書寫風花雪月,單純為愛焚心以火把青春虛耗掉的稚嫩時刻。我能想像個性陰晦孤獨,以冷淡掩飾焦躁的你,身處這些自己喜歡的事物裡,好像從渾濁水缸中找到了清澈的玻璃珠子,雙眼透出奇異光芒。然後稍微因此感覺美好,感覺喜悅,感覺丰盈,感覺滿足。
念你,在懸空之境——「豐饒之地」深夜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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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1日 星期二

美人多世故。

那天去剪頭髮,小夜也跟著去了。蔡誇小夜聰明,又說,她不世故。

顏忠賢在座談上話題一轉談到了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他講紅玫瑰這個女人對自身美色的影響力的一種自覺。我在旁聽顏忠賢說這種女人對美和利用自身的美的意識,使我突然想到,當然張愛玲的女性角色都有共通性,一種引人滄桑感傷的老練,張愛玲的小說講的常是「人情世故」,人們總以為這是因為上海是這麼個地方,這也就是上海的風情,上海的獨特,上海的味道,上海的魔力,但我頭一次懷疑也許原因不是上海,而是女人和美的關係。

美人多世故,縱使是再笨再天真的女人,這一層面上都會有非自願的老練,這老練未必以我們熟知的形態出現,但它卻是存在的,因為美人聽慣了、感知慣了人們看得出她的美。世故是什麼?世故說穿了,也就只是人生的經歷使人對某些事變成了習慣。
還給美一個複雜度‧成英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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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8日 星期三

預知離散紀事。

何況這時代,情人們還沒分手就常在心裡反覆演練離別與思念,而詩人們也常在「花月正春風」的當頭提前有了秋風的蕭瑟。


唐捐評楊佳嫻的詩,曰:「少女老矣」。

多麼令人傷感,這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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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3日 星期五

流亡。

流亡。我第一次對流亡這個詞有比較長時間的思考,是讀了魚骨頭引介的趙彥寧的論文,〈流放的政權與流亡的身體--論五零年代公領域中的主體、物、與性/別〉。

流亡是什麼?

是(不間斷地)失去。

是凝固與流逝的逆反。

成英姝藉著「流亡二十年」的吾爾開希,寫她「流亡六十年」的父親的感受。

流亡的痛苦是什麼?就是你會不斷想到你所失去的,為此感到傷心和憤怒,更重要的是,你很清楚所有的想像都沒有意義,時光倒流沒有意義,別的選擇也沒有意義,而所有的事情都改變了。最近深有一個感覺,好像站在一個什麼轉變的點上,覺得有很多東西消失了,卻不曉得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展開。

〈一無所有──政治與性愛以外〉‧成英姝


達衛許在近作,組詩〈圍城生活〉中如此定義流亡,以及在流亡中的生存本質如何被消解:

在圍城內,時間變成空間
凝固在永恆裡
在圍城內,空間變成時間
被昨日與明日永遠拋棄

失去了邊界還能走到哪裡?──達衛許的詩與抗議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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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6日 星期五

以詩為武器。

去接觸許多人。知道越多他們的事越令我困惑。我和生活周遭的人吃飯、交談、吵架、擁抱,但仍時時感到人是無法理解的。通常我也放棄去理解,偶爾覺得有理解的需要時,詩,就發生了。


鴻鴻引介了達衛許的詩。達衛許與薩依德齊名,「是當代阿拉伯世界最知名的詩人,一生深度參與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出版各種語言的詩集超過三十冊,也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重要精神支柱。他的朗誦會,不論在巴黎或巴勒斯坦,總會吸引數以千計的民眾參與。」

在聽聞行政院決議樂生院的捷運如期施工後,詩人寫下〈我現在沒有地址了〉

我現在沒有地址了  鴻鴻

我現在沒有地址了
我要去街角戰鬥
那從未被雪覆蓋的街道
現在給履帶的壓痕佔領了
我只有一枝曾經想給你,而已枯萎的花兒
背在背後
我要去街角戰鬥

我現在沒有地址了
每一個白晝都是夜晚
每一個夜晚都是遠方
我會在超商的倉庫、劇院的樂池、報紙的
分類廣告裡
書寫戰帖和情報,袖口沾滿
熟睡的口水和螞蟻

我要在推土機前倒立
我要在屠宰場外唱歌
我要到海關奪取護照和各種錢幣
發給那些不認識杜甫、沒聽過韋瓦第
生命裡只有地震和秋天的人
我要給遍體鱗傷的小孩一隻流浪狗
我會打扮成花樣少女去安慰那些失智老人
我會穿披風站上屋頂帶來空幻的希望

寫信給我就寄到任何一間麥當勞
我將會去行搶
寄到任何一間銀行
我會去用它點燃引信
也許我會藏身舊情人的
樓梯間,聽著叉匙叮噹
也許我會穿過玻璃,請冷漠有禮的年輕人
幫我修理眼鏡
但我沒有地址了
寫上你自己的吧
也許我正在你眼中讀著這句詩行

*1944年,法國作家安德烈‧馬侯(André Malraux)離開避居德國佔領軍的城堡,前往加入地下反抗運動。朋友接到他的信,上面只提到:我現在沒有地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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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2日 星期一

沒有虛度的光陰。

雖然你可能會懷疑,三年都不學無術天天打架,虛度光陰,將來不會後悔嗎?可是你看我們的大學生,不,其實全世界有一大半大學生,四年都在鬼混,後來也還不是好好的。人生所花費的光陰,沒有平白無故的浪費的,因為花費掉的光陰就是人生的代價,人生的代價就是要取得學習的教訓

〈本週美男子特搜報告書〉‧成英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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