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行作為一種生活——旁觀九二八。

趁著等頭毛乾的時間，寫一些初步的想法，粗糙是必然的，歡迎指教。

我是樂見九二八遊行的，無論這場遊行的主軸是不是包括「課多少補多少」（這部分已經吵／炒成口水戰了，實在很沒意思。張輝山自己說過的話還要賴，格調真是不高，詳見文末），我都不太在乎，我在乎的是形式，而我相信，形式會決定內容。

首先，所有的群眾運動不可能有「純」的訴求。任何一個群眾運動裡的每個個體的意志，向來不是鐵板一塊，都不能／該化約成簡單的訴求邏輯——如同總統大選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聚集的民眾，或是1112反核大遊行的群眾，都不能以「逼宮」或是「挺扁」這樣天真粗糙的標籤定影。事實上，人可能會因為認同一場遊行的全部或部分訴求而參加遊行，同樣的，也可能因為反對一場遊行的全部或部分訴求而不參加遊行。所以，當我們回到九二八，無論參加遊行的老師是只為了爭取勞動三權，或是包括「課多少補多少」，甚或只為了爭取薪資而不顧爭取勞動三權，無論老師們是「進步的」或「保守的」都不是很重要，也不是很有必要去做區分或釐清，重要的是身為運動者的全教會，應該要體認到他們的任務之一，就在於將個體自身原本所具的混淆且保守的意志，透過教育與討論而引發出進步的可能性。

特別是在左派孱弱（還是根本沒有？）的台灣，罷工之稀少，跟歐洲（特別是法國）簡直不能比，如今向來被視為保守的教師要上街頭，與當年總統大選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群眾一樣學習成為「暴民」，實在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無論這場遊行的進步性如何，總是個開始。而有開始，就有希望。

最盼望的結果，是老師們終能放下身段，體認自己雇用者的身份，無論他們當初參加遊行時抱持的訴求為何，都能在運動過程中，以討論與反饋的「形式」增加「內容」的進步性。如同冷尚書在〈老師們，歡迎歸隊！〉這篇文中提到的：

另外，在法國及韓國社會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教育改革」真正的後盾是「教師工會」，而不是少數幾個「良心型高級知識份子」。因為，教師工會在社會中的萌芽、茁壯一路發展過程中，才有力量不斷地形成與調整教師、家長、教育行政官僚三者之間的權益網絡，「改革」才不致淪為社會中少數人的「呼籲」。教師作為一種複合的身份認同（興趣＼職業＼生涯選擇），集結並團結在工會組織之下，教師作為一種專業才有可能落實為集體推動教育改革的力量，少了這些，「教育改革」根本就是緣木求魚。

在教師身上的許多期望或光環早該卸下了。去聖邈遠，寶變為石。讓老師在成為老師之前，先成為一個「人」，再成為一個「勞動者」，然後才是「老師」吧。

928 中小學教師決定上街頭

記者許峻彬／台北報導

全國教師會昨天決議在九二八教師節發動中小學教師會師台北遊行抗議。理事長張輝山表示，教育部一再反對教師會適用工會法，限制教師組工會權利；且取消教師免稅後，對新增稅額的運用違反行政院院長宣示的「課多少稅，補多少」的承諾，因此全教會將發動全國廿萬中小學教師走上街頭。

全教會昨天召開臨時理事會討論九二八是否遊行及遊行訴求，張輝山表示，教育部長黃榮村雖親自到場與理事溝通，但針對教師會適用工會法、是否信守行政院課多少補多少的原則，黃榮村的說明「不清楚、也讓教師看不到未來」，因此全教會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仍要在九二八遊行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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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9/02 聯合報】